在新中国文艺实践的历史上，“管生产”的倾向一直非常明显，虽然几经反复，且社会主义文艺仍有着非凡的生命力和复杂性，但“一体化”的文艺制度最终是要对文艺生产具体管理到“写什么”“怎么写”。改革开放之后，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突破写作的陈规旧制，以及呼唤更积极开明的管理方式就成了文化领域工作者共同的心愿。赵丹在病床上写的《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就是其中的典型：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9]

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赵丹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管生产”的一边是，全面覆盖式的行政干预容易让文化领域只剩下僵死的政治正确，这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正确是简单的自我重复，从而即不及物又缺乏战斗力，更谈不上群众喜闻乐见；而另一边则是因为习惯于“管生产”的治理的方式，并相信意义的生产就等同于意义的流通，于是既苦于因内容生产无所不要干预而产生的高额管理成本，又惰于寻求更高超的文化治理手段，一旦随后感受到文化权力丧失的风险，就只能通过“不管”来促进文化繁荣[10]，于是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管流通”的意识和手段的缺乏，又反过来导致了文化生产领域承受了额外的必须分“对错”的压力（从主旨到细枝末节），“双百方针”在操作层面始终难以落实也就不难理解。其中最具悲剧性色彩的正是罗岗所注意到的：“延安文艺”在进城之后，必须面对城市文化和市民阶层，因而必须借助新的经验和资源。无论是1950年代向苏联学习，还是196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面对自身的城市化和消费经验，从而向1930年代的城市左翼革命文艺学习，不同的文艺体制产生了摩擦、冲突、博弈和斗争，而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变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生产层面上争夺政治正确的内耗，而不是在多元并存的可能中指向同一个文化领导权，如今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国家在文化治理层面无法做到在生产繁荣的前提下实现流通上的有效治理。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基于城市经验的、反资本主义的先锋派运动，这些左翼资源后来更多地被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挪用或占用，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政府与各大平台的协同治理，“管流通”无疑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哪些信息能被更多地看到（展现量推荐），哪些复杂信息在意义的流通中能被“过滤”（并不是指审查与删改），哪些负面信息能产生正面效果，又有哪些正面信息会产生负面效果（如王蒙曾调侃的：“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治理所能动用的手段和方式也远远超过传统所谓的“半臂之距”，只不过所有这一切均呼唤着超越官僚化的政治意志的现身以及实践智慧的检验。

（三）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管理性，还是管情感。

这里的“理性”、“情感”均是泛指，意在表明说教对于意识形态观念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正要求了党员和文艺工作者有一种情感态度上的真正转变：“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一难题又表达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

可见，难题并不在于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观念以说教的形式呈现，而在于同时要将之实现于人的内心深处与行为实践。在1957年3月毛泽东又提及“一条心”还是“半条心”的问题，“即不仅仅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要接受辩证唯物论，确立新的世界观。其实所谓由‘半条心’进而为‘一条心’，需要知识分子转换整个感觉结构；不仅是在理论意义上接受‘辩证唯物论’，而且是看待世界的眼光发生改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