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社交媒体兴起后，特别是知乎、早期的观察者网等平台，则是打破这种文化权力格局的典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一些知识精英的权威被彻底挑战，公共舆论中有了更多理性、多元、实事求是的争论，有了更多因熟悉事件本身而出现的就事论事和及时反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识人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由于恰逢中国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上升时期，对于何为社会进步，何为国家强盛以及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等议题，与人文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媒体相比，这些网络平台上的“工业党”群体[3]对中国道路的优势往往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答案。

对于旧的文化权力格局冲击最大的因素，还是由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与人口的重大变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文化更迭。截至目前，我国网民的规模已超过8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门槛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网络世界活跃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中。因此，批评互联网文化呈现低俗趋势时，不能忘记了早期的互联网参与或多或少仍是“城市中产”的特权，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纳到了这个世界中。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特别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孙佳山对此表示：“我们在新一轮的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面临的深层次文化挑战是高度复杂的，注定大大超过了我们所有的既往预期。”[4]他用“4+2”的结构来描述这个新的人口规模的实际情况，即“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以及“农村网民”和“网吧上网”，与过去一般对90后、00后的描述不尽相同，互联网领域实际出现的文化更迭对于都市中产阶级文化趣味的垄断和领导权地位冲击巨大，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化趣味与政治的关系相处并不十分融洽。

2009年和2019年网民学历结构的对比，上面为2009年，下面为2019年

如果仅仅从社会精英的视角来看，网红、直播、流量明星等现象固然是乱象，但是如果从数据来看，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浮现至表层的更自觉和多元的文化趣味，以及相应地如何寻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逻辑和手段。

这一历史时刻与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似乎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从人口的层面上讲，延安也“必须面对的是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和与此状况相关的农村口传文化背景。”从技术转变的层面上讲，延安既不能依赖印刷文化，又缺乏摄影和电影的媒介技术，从而“导致了‘延安木刻’的兴盛以及戏曲、曲艺和年画等传统视/听艺术的复兴”；从文化政治层面而言，为了动员最广大的人群中，就必须“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也即‘人民的文学’。……重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界定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

对于延安文艺而言，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新的文化要打败中国的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因而就需时刻警醒，文化权力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同样，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化治理而言，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归根结底也是要解决文化领导权究竟被谁充分掌握，文化权力的格局到底怎样分布，以及对新的文化现象的政治潜能如何充分理解。

新技术条件下，旧的文化权力格局遭到了挑战和冲击，但在政治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国家权力的建设而言，如何选择不同的应对路径？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维持旧有的文化权力空间格局，还是紧跟基础设施的快速变化主动参与新的权力空间布局；如果参与，是以一种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逻辑去参与，还是以别的方式渗透？要深究这一问题，追求更优的文化治理能力，会发现其中的复杂性来自于新技术，而难题性则贯穿着对整个新中国文化治理行为的历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