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凌）

大概是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沉默的“文化变动”，其特别显著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与颠覆；2）以知乎为典型，在知识信息的权威性方面对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挑战，特别是在公共事件与公共舆论中理工科背景的跨学科发声；3）由于互联网使用者的急速增长而带来的文化趣味更迭。

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在不同层面构成了当代普通中国人生活和习惯的一部分，而挑战所指的主要是针对旧的文化权力格局、体制和机器，以及虽然可以以“造反”命名，却意外地与当代中国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建制相契合。

之所以认为这场运动是沉默的，主要并不是指它不被关注到，而是指由于旧的文化权力格局被挑战、文化治理方式又基本处于过往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无法被理论言说、无法被有效识别以及尚未自觉的状态。

因此，作为国家能力的文化治理如何识别和面对这一现象，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当然，这些观察眼下还仅是一种不甚严谨的描述，本文将在简述现象的基础之上，接着探讨并总结当下中国文化治理能力的几个关键问题，通过回溯历史中若干治理经验教训，尝试在理论上说明文化繁荣对于政治权力的意义，以及在互联网新技术时代，如何真正增强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

（一）

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传统媒体的衰亡和自媒体的兴起，这里不仅指大量传统纸媒的倒闭，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已经形塑了普通中国网民的阅读习惯和趣味，以致传统媒体不得不大量借鉴自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自媒体繁荣的另一面自然是泥沙俱下，《人民日报》就曾发文指出“自媒体乱象需多方共治”：传播虚假奇葩信息，发布“三无”时政新闻，推送同质低俗“水货”……[1]

如何看待这一互联网乱象及其治理，目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基本上，随着平台的集中与垄断趋势越来越明显，管理者与平台的协同治理，已经可以做到通过技术手段基本覆盖国内的互联网领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种覆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看，在自媒体兴起之前，传统纸媒中极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很难讲位居何种立场，其身处于中并参与塑造的旧文化权力格局对国家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否友善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自媒体的兴起固然使得大量的“公知”与低俗内容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也恰恰由于同一个原因，“自干五”“工业党”“小粉红”等认同中国道路的群体也同步大量产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理者严格覆盖全网、大面积顶格处理之前，“公知”就已经沦为一个嘲讽用语，网络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何种人能成为意见领袖就已经产生了悄然转变，这为国家治理的介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提起“公知”很多人的表情是这样的

因此呈现出的有趣一幕是，自媒体挑战并颠覆了由传统媒体垄断的旧权威，但其自然野蛮地生长却对普遍的中国道路认同构成了建制作用。并且，这种由斗争而形成的公共意见和舆论氛围是一种更为真实、理性和可靠的文化建构，对于国家濡化能力而言，正是一次群众路线的极好体现，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斗争中成长并自发塑造价值观的体现。

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双百方针”时所提到的，真理（香花）是跟错误（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2]

这里当然不是要做一种简单的类比，毕竟历史环境和背景都有较大的差别，但也确实显示了文化治理的问题与难题由来已久，并且过往的经验教训对塑造当下中国的文化治理能力仍然有借鉴意义。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公共舆论中知识信息的权威性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传统媒体一般借助学院知识分子来增强权威性不再是读者唯一的选择，因为在其中对于知识精英的挑选必然地经过传统媒体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很难保证不被意识形态或媒体从业人员本身的素养等诸多因素所干扰，且信息传播的形式也是单向的，即媒体垄断着信息的发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