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这个概念本身恰好有助于显示与理解了这一难题，这一能力属于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或者意识形态治理的一部分，而之所以突出“文化”，意味着将重心放在了非理性地说教或教育的另一层面，即所谓“漫散性权力”——“漫散性权力往往被人们忽视，但它恐怕更重要。这后一种权力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无意识的，分散的方式渗透到所有居民的潜意识中。漫散性权力关系的关键不是命令与服从，而是内化的程度。当社会核心价值或国家意识形态被人们广泛接受时，对这种漫散性权力的服从表现为漫不经心、潜移默化、自觉自愿。”[12]“管情感”即是承认，濡化不能仅仅追求观念上的政治正确，其最终的目的是人的改变和塑造，是感觉、潜意识和本能上偏好的转变。

同理，“文化治理”的研究与“文艺政策”、“文化体制”的研究均有交叉而又不尽相同。文化体制或制度研究的不是治理行为的原则和逻辑，而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化表达”，是“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结构化的结果”或者“各种具体关系的契约形式”[13]；而文艺则是一个略狭隘的概念，将所有与“漫散性权力”相关的统称为“文化”，类似于康德的语言艺术包含了“雄辩术”与“诗艺”，意味着有一些行为比如宣传、教育，固然以说教为主，但也内在地呼唤着更有效动情的“漫散性权力”，从而会改变其实践的行为原则，相反，有一些文艺则由于生产的教条化，反而不在“文化”这个概念中。

另一方面，“文化”的复杂性则自然地呼唤着“治理”的出现，一种与官僚制与科层制的规管相抵牾的原则。“治理”大概是在过去30年间才突然变得时髦以及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这一情况是与福利国家的衰退，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国家角色的改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联系的，其背后实际上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认为“政府”管理方式落伍并没有效力，不应当再居于核心的管理地位，而“治理”逻辑才是更有效率、质量更高的。

虽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贬低政府作用的“治理”只是晚近出现的一种神话，并没有靠谱的现实依据，是一种本末倒置[14]。但似乎唯独在文化的领域内，“治理”原则是我们格外需要重视的，恰如在其它领域是要摆脱“治理”逻辑的迷信，但文化领域却因追求“漫散性权力”而必须尊重其特殊性，两者千万不能颠倒了。当然，这里强调“治理”不是为了让渡而让渡，更无意一步迈入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彻底放弃“管生产”，而是为了更有效的“濡化”，为了确立一种针对改造人心的治理逻辑、原则和思路的一般理论，并广泛地运用于意识形态相关的多个领域中，其中必然包含着防止去政治化的努力。

然而，如何平衡“管理性”和“管情感”，追求“漫散性权力”并防止说教甚至批判的扩大化，让民众真正改变自身对政治的情感、态度、立场乃至行为，这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始终是个难题，在治理领域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种也存在长期反复。1960年代，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一次主持文教小组会讨论“文艺十条”时就曾表示：我不喜欢什么“潜移默化”这类提法，“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15]

当然，彼时的语境涉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诉诸的是新人内心的斗争与自觉状态，以及广大人民均可被教育的可能，因而对“潜移默化”的怀疑自有其合理性，这背后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层面的根本问题，与一种纯粹的观念灌输并不是一回事。

但陆定一的这句话仍然显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漫散性权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尽管也必然能找到一条相反的线索，即当治理者明确意识到，新社会和新道德的建立不可能仅依靠“半条心”为基础，就还是要求助于“潜移默化”或“润物细无声”，但在实际的文化实践中，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仍不断生产出“半条心”。

比如著名的“五五戏改”中，湖北孝感一位汉剧老艺人就感慨道：“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谈到戏剧前途，真是令人灰心，眼望着身经百炼千锤学成的一些戏，被‘教育性’、‘思想性’一出一出打入死牢，唱来唱去总是眼前几出戏打转，观众看厌了也就不来了……”[16]这里所谓的“观众看厌”，就是变文艺为说教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