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管生产，还是管流通。

克里斯特娃在她的研究中，曾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剖析，来发展一种独特的更为激进的符号学理论。克里斯特娃认为马克思将生产视为一种意义结构，是将生产放在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流通等社会生产关系中，是从交换和流通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她则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路，她关心劳动在进入交换关系之前的“另一场景”，“即在价值凝结之前劳动自身的生产状况。这一场景因其难以公度而为研究所忽略，只能放在交流和交换系统中通过价值流通或者货币符号流通进行研究。”[6]如果将这里的激进性倒置，即不是从符号和意义生产的角度出发，关心进入流通之前生产的可能性，而是从国家治理的保守角度出发，那么重要的恰恰是控制意义的流通领域。

为了论述的清晰性，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实例。迄今为止，曾经在海外一度热炒的“中国崩溃论”在互联网界已是一个笑谈，其代表人物章家敦则成为了网民调侃、嘲讽的对象。从“管生产”的角度来说，清朗网络空间显然需要将这些有害信息清除，但从“管流通”的角度来看，有害信息“中国崩溃论”在流通层面的含义却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条件下，恰恰是在一刻不停地彰显着西方话语的荒谬和网民对中国道路的高度自信。

于是，删除有害信息反而存在着负面的效应，而认为符号信息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接收有着固定的同一性，无疑是治理惰性的体现。所谓高端黑、低级红的现象，最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滋生，比如将“新婚之夜抄党章”这类新闻作为正面材料宣传。这甚至意味着，不能只考虑生产层面信息的真实性，而要重视流通层面可能产生的传播效果。

强调“管生产，还是管流通”的问题，就意味着必须尊重文化符号生产的规律，同时找到管理流通领域的合适手段。正如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世界呈现出的景象，大量认同中国道路的群体的诞生及其文化生产，对国家介入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趁手的武器和良好的基础，这表明文化权力的真实来源是文化繁荣，而不是管理上简单的全面覆盖。

早在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对文化、科学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简单粗暴的行政领导方式。邓小平曾表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搞得太单纯了。”[7]

在1953年之后，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力度就随着文化管理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完善而进一步加强，“管理权限和范围扩大，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更加清晰和合理”，但是，由于这种规管是最直接地介入文化的生产领域，“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激烈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收到严重挫伤。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在如此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文艺批评家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8]

“双百方针”之前，从体制上讲社会主义政教完成了对所有文化领域的全面覆盖，但这种覆盖并没有让国家层面的文化权力得到提升，官话套话和教条主义反而让国家濡化能力存在下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