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重视协商共治，围绕治理难题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新时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急需调动更广泛的政治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需要深刻把握发展的节奏、需要掌握权力集中与放活的辩证法。这一点无论对于权力运行规则的设定，还是国家治理策略的选择，都是极大的考验。

高效能治理意味着制度威力和制度效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必须依靠各级各类机构和广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好的政策要落实，首先需要人们理解制度、尊重制度，自觉在制度框架内做事，需要创造制度实施的前提条件，并能够根据不同条件和时机因地制宜采用适宜的执行方式。

改革的整体性、革命性、复杂性和联动性，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针对治理领域出现的碎片化、割裂化、条块化等短期行为，以及各领域改革中不配套不协调、各方面改革措施间相互牵扯、相互抵触等问题，除了加强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还需要鼓励而不是遏制体制内部横向、纵向各级各类机构之间沟通协调会商机制的完善，通过激活内生信任，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第五，立足国情世情，尊重发展的差异性与层次性需求。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但是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显著，发展的差异性格局和治理的层次性需求将长期存在。

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期。我国的治理将不仅担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继续推动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任务，而且要面对较充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治理挑战，包括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题的任务，以及协调不同性质、不同主体和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的任务等。

高效能治理是对治理的科学规划和分类基础上的治理，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中央政府将“保就业”、“保民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体现了对发展阶段性的尊重，反映了治理的层次性要求。与此同时，针对那些工业化城镇化比较充分、收入较高的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不仅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对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产品供给多样性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正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第六，适度增强“弱中心”思维，培育软性权力特征的治理系统。

面对高度异质化的治理空间和高度复杂性的治理任务，高效能治理需要更多具有“软性”权力特征的治理主体和治理系统的参与，国家治理的“软件”系统支撑的问题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软件”系统的核心是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管理，是资源的智能化配置与分布式管理，原有国家硬权力系统的，大幅度压缩管理层并降低行政和制度运行成本，是可以预期的未来发展趋势。

以此次疫情为例，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完全中心化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从而弱化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和监管的能力。

新兴技术群体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高效能治理”无法脱离技术群体的广泛深度参与和支持。与此同时，也需要及时启动新技术主体协同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加速推进数字化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的制度规则，有效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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