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向

国内外形势的巨变必将对我们党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针对新形势与新任务，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可能也要因时而动。

第一，信心重要，危机感更重要。

第二，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这个精神体现了党中央时刻保持历史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时刻为党兴党的责任担当。

我们都知道机遇和信心很重要，如果没有信心，其他也就没必要说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总体是不够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代人中，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和有可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80后以来的新生代确实没有那么强的危机意识。以我这个80后为例，10年前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就曾公开提出我们80后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挫折的亲身经历,更年轻一些的干部甚至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经历，更是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我们确实在危机感方面有点“先天不足”。

信心不是决定性的，有信心也不一定会更好，而如果自己做不好，则一定不会更好。有信心的前提，是首先要求自己做好。原来我们习惯了全球化的趋势，习惯了“接轨”带来的生活红利，但如今英国的部分学者企图重回霍布斯式的自我保护的国家能力，恢复英式古典自由主义，不再相信奥地利经济学派用增长掩盖一切的理论，也不再相信欧盟建制派精英用道德表述和政治正确来掩盖一切。

中国成了全球范围内几乎唯一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受益者，成为唯一有健全的工业化体系和自我保护能力的霍布斯式国家，而这个结果的获得同其他西方工业体系之间被误读为某种零和的关系。所以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想继续享受原有的制度红利，想在过去的全球化话语底下继续“闷声大发财”，是很困难的。我们从外部获取发展动能的预期持续降低，这种情况至少还要持续几年，这是个基本判断。我们每天都要思考“行百里路半九十”的问题，每天都要假想各种危机场景，自我警醒，自我激励。

第二，坚持“惠而不费”“威而不猛”。

今天面对复杂变化的大局，党和国家治理的重心除了讲效率，还要讲效能，效能必须兼顾效率与成本，要牢固树立治理的成本意识，要清晰意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这方面没有成本，一定在另外一些方面或以另外的形式支付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传统中国讲究“大道至简”“惠而不费”“威而不猛”的哲学，孔子告诫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已也要把控制损耗，要在施政中展示威严但并不表露权力凶猛的一面。

从传统治理实践来看，中国的历史传统往往善于在国家财税汲取能力不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解决广泛的治理问题。这些哲学思想和治理传统，对于思考“高效能治理”的概念、克服治理实践中的弊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第三，避免“四面出击”，集中优势力量落实重大部署致力攻坚破难。

任何改革和治理都要有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如果政策设计过于繁重繁杂，层层加码后落到基层，必然带来“多任务”管理体系的通病，即在时间、人力和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执行层无暇聚焦核心力量落实核心任务，多任务管理变成了胡乱应付，最终造成改革部署难以落实。

历史经验显示，越有发展压力，越要保持改革定力，越要树立制度成本和资源成本意识，在治理中要避免四面出击，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1950年6月，新成立的共和国还面临许多困难，针对当时外部帝国主义封锁、内部阶级斗争加剧以及各方面困难日趋显现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他提出面对复杂形势不能目标太多、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以便于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同时针对当时社会领域的改革，毛泽东提出改革不能急躁，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的策略。这一方针作为当时政治方面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稳定社会大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今天一些地区的改革中，就很好坚持了这样的方针策略，以脱贫工作为例，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一些地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把脱贫攻坚当成最后的堡垒，集中优势力量,一鼓作气,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完成脱贫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