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推动党内法规建设、在规范宪法运行和推动宪法改革时，将二者同步进行。解决了这个问题，进而就可以向下推动，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进行适应改革发展阶段的转变，由一般规范性向治国理政的具体领域实体化、具象化推进，实现党的领导的抽象性法则与具体化权力运行的相统一。以反腐败领域为例，根本问题不是反腐败机构的碎片化、职责交叉等问题，而是党的政治意志如何更好转化为法治意志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任务”问题，前者解决的是“制度运行成本”问题。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国人大重大立法要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重大改革意志要及时转化为法治意志，十八届六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深刻总结了党内政治经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不仅立法机构，党政军群包括全国政协在内各级各类组织的党委党组，都要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修宪建议的21条，最根本的就是在宪法政治秩序上有一个新的调整。

第三点是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党的最高决策者一再强调，既要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要“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我想这不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和制度形态决定的，也是形势和任务使然。

我记得我的老师王绍光教授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代表局部利益的党（Party）,也不是相对超越于国家之外的党团组织，党不仅是把中国从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强有力政治实体的组织者、维护者，而且就国家治理而言，今天党的领导体系和制度体系也是宏观广义上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涉及到组织、宣传、宗教等领域，党的部门也是广义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宣部之于宣传工作，统战部之于宗教工作，组织部之于干部和公务员管理工作。党的领导既是抽象的，即思想的、政治的、组织的领导，又是具体的，是遍布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

第四点是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了治理系统的问题导向和高效协同。

长达三十多年的分权改革极大释放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条块结合的基本体制在总体上也适应了发展要求，但作为次生灾害，除了少数党政精英的腐败问题外，主要是制度运行成本过高，难以适应新时代治理联动性特点，难以满足系统整体推动改革和应对风险考验的目标需求。

本来就是党来领导的国家，我们不能设想或假想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国家体系。那么遇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又要自缚手脚或偷偷摸摸呢？既然这个体系是要针对问题和任务来的，那就干脆通过改革彻底解决制度成本过高、缺乏制度合力和责任体系不够完备等弊端。

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党政军群机构的目标引导和问题导向，强化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高效协同的制度合力，目的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判断具体化和实体化，同时提高制度效能，提高这个坚实的政治实体运用制度迎接风险挑战的能力。

第五点是在加强党内监督和提高自我纠错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的同时，加强党内监督同国家监督的融合贯通。

在党内监督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同国家监督的相互衔接，融合贯通，这些改革思路可以说是既清奇又有力。先是进行党内监督的融会贯通，带动国家监督体系的建立，然后再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融会贯通。

原来纪法分开，我们以为真分开了，之后才发现分开的目的是整理出两个清晰的“界面”，然后再进行纪法融合。纪法融合之后再进行法法分开，我说的是监察法和刑法，法法分开的目的在于法法融合。所以，现在从“纪”到“法”，基本形成了一个融会贯通的体系。这个融会贯通，本质上反映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贯通，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贯通。虽然这个体系融合运行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成熟，甚至遭遇不少的质疑，但是从权力运行的有效性这一政治学最基本概念和要求来看，改革目标与成效得到了较好统一。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和党的制度改革还涉及到改革发展关系、新型政党关系、新型统战理论等各重要维度的改革创新，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