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形式和效能的关系。

任何政党都不能脱离组织行为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就是决策和执行需要成本，多好的决策一到执行环节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面对一个单一化行政体系和长链条官僚层级，很容易出现操作问题。

中层以下的官员会追求指标化管理，这点在党的建设里很明显。比如基层搞全覆盖，“组织全覆盖”、“工作全覆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这些概念已经用得太多了。实际上应该反映一下，不要到处使用这些概念，这会使别人把你解读成一个苏式政党。

我们本来不是的，我们是要非常灵活地做工作，按照专业的划分，按照群众的需求，按照发展的层次性，极具治理的灵活性，但是却简单化为一个模式。比如一些省的农村改造，在执行中就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结果就出现了问题。

本来工作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至少在宣传上，给人的印象不好。所以，这就造成在党的建设或者党推行各种重大方针政策时，忽视发展的层次性、差异性，不进行调查研究、不顾政策实施条件、不顾时机成本，单纯地做表面工作。这类现象是党内建设、制度改革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了国家政权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治理有时是需要采取粗犷风格、要讲求成本，有时则需要因地制宜、深耕细作，有时需要有绣花针的精神。而单纯的全覆盖，无非就是带来几个数字、几个指标，结果是低质量的、不均衡的全覆盖。

第三点是严管和放开的关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的依据，这是非常好的。如今，强化制度执行力已经变成了主基调了。但是这也导致了相应的问题，即执行层面简单地把制度执行等于不折不扣，甚至有文章形容为层层加码或顶格管理。这样有利于落实责任，我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当前全面深化和系统整体推动改革的背景下，“形式”很重要，其中包含了中国制度高效运行的几乎一切条件，它使一切要素得以高速运转，使得中国党员干部的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在高速的形式运转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和演练。

但也要对立统一看，治理实践中也存在着简单一刀切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事情所可能产生的连带责任和整体性风险缺乏担当，使得治理的灵动性受到很大影响。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时指挥体系有时不见得可以适应高度错综复杂的风险场景，如果不计成本地把事情做到极致，保证我的领域不出问题就可以了，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隐性成本也很高，现阶段不仅需要稳定，还需要最大程度地发展创新。

第四点是成本投入和制度收益的平衡关系。

2014年有中央领导同志去广东调研时谈到，单打独斗的时代结束了，现在要进行综合改革。综合改革就是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统筹推动。我认为说得非常对，改革就是要按照上级的部署层层落实。党的建设也是如此。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任何改革必须有条件，要讲资源、讲成本、讲时机。简单来说：

第一个表现就是政策草率。完全按照要求来，没有自下而上的反馈。这一点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当年邓力群去农村根据地做阶级划分工作，发现政策上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就向中央反馈，提出整改意见。这就使得上层的政策设计不会犯颠覆性错误。

第二个表现就是部分工作代价过高，比如环境保护。全国人大前阵子开了一个会，清华去了一个环保专家，说中国某些地方，三四线城市的污水处理标准甚至要超过德国，超过欧盟。排放标准过高，对能源、资源、财力造成极大损耗，导致不计成本地执行环保标准，人为压缩地方工业发展空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因为地区之间不健康的政治竞争，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执行力的顶格超规格执行。当然，这一现象可能是极端化的，但确实要进行思考。

污水处理（资料图/央视网）

第三个表现是地方顶层设计过多、改革步伐过快、追求大而全、四面出击。我到地方去调研，就有人开玩笑说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叫填表办，这就造成时间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升高。

第四点是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我们如今落实重大部署，讲究“高位推动”，这是没问题的，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但是把握不好度，把握不好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把握不好各系统、各部门各制度板块的系统统筹的关系，容易出问题。

我们的改革是“十个手指弹钢琴”，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中国的事情没有哪个不重要，过度强调一方面的绝对重要性，在其他方面是要付出成本的，这是历史经验。

新一届党的领导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大国的主席难当，任何事情都要兼顾，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均衡的国家，他需要同时考虑如何平衡一以贯之、总体推动改革和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领袖讲得非常好。

但是这一点到了基层就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基层接到政策，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就开始落实一件事。比如说煤改气，过去都是要先进行各部门协调。这个酝酿、协调的过程有人称为“九龙治水”，我称之为责任担当，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因为我协调不好，前面的关卡过不去，我自己就不能单独开展。所以，这就可以解释整个改革开放中，我们为什么又能乘风破浪，又能行稳致远，这是很重要的中国智慧。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很早就提出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讲究联动性和协同性，这是改革的复杂性决定的。联动性就是指要考虑他人，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要“让渡”，不能只是往上看，还要横着看，向下看。要做好“上下衔接”，也要做到“左顾右盼”，既要“顶天”又要“立地”。

第五点是治理规则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现在的治理规则过多讲究政治规则和行政规则。除此之外，治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需要更加丰富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有些是从西方学来的行之有效的，有些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国情探索来的。过去40年进行了那么大规模多层次的试点改革，我们创造积累了一系列的治理工具，例如我们党内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则，市场上有经济交易规则，社会领域有协商规则，司法领域有司法规则等。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工具，不讲工具、不讲形式、不讲任务、不讲层次，会带来什么？会导致用一个手段来处理，又自己承担全部责任，这样风险很大。从此次疫情可以看出，技术公司能辅助解决治理问题，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当然这方面总体执行较好，但同时也要加强监管。总的来说，要从中心思维、包办思维转化到分布式的资源管理、多中心的思维、智能化的治理，这个我们党做的还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