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创新的话题，但其实创新是离不开人才的，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来说，如何留住和用好海内外的顶尖人才很关键。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杨建文：人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现有的产业体系、城市发展中所需要的人；第二，在现有产业体系、城市发展和管理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现有人才的知识结构、行为能力可能已经无法满足或不匹配需求，需要更适合的人才。

现有的政策主要针对第一层面的人才，向这类人才提供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小孩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但对另一层面的人才来说，光靠这些政策措施可能不够，他们属于创新性人才，我们要给他们提供的，除了基础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要有进行创新所需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

上海近几年非常注重全球顶级科学家的集聚，顶级人才的吸引，以及这些人才对于现有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也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并且产生了效应，归纳起来有三条：

第一，地方有发展前景、人才对当地有信心是前提条件，没有发展前景的地方是吸引不了人才的；

第二，就当前来说，有几个比较大的矛盾是必须克服的。首先是稳定性问题，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近几年，我国在推进应急体系的建设，这实际上就是在增强稳定性。如果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它各方面的工作没有稳定性作为基础和前提，就没办法吸引人才到当地认真、长期地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其次是自由化，这主要是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明确，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其中就强调了“人员从业自由”，这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在推进，包括实行单方面免签、制度型开放等，以创造更好的条件，进一步推进信息资源、资本资源的自由流动。

2025年2月11日，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投产。 视觉中国

第三，规范性。这几年，我们反复强调制度型开放。政府的规制本身也存在如何同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相适应的问题，近几年间咱们没少强调，且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对人才引进、留用产生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是基础性的、带有根本性的条件。

对上海来说，今年已经推出了优化营商环境8.0版，在开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对标改革中也已经开了个头，但整个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相关内容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充实。

加之，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世界银行根据其新评价体系对全球190个经济体重新评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促进，要思考上海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带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很大的推进，对于人才引进、使用是有效的。

观察者网：确实，人才是一切发展的根基，其实人才不仅对大城市、特大城市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一些中小城市、县域经济都是非常必要的。但以县城为核心的大多数中小城市人才外流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何使县城吸引和留住人才呢？进而使县城能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人才因素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您对此有何观察和建议？

杨建文：刚才提到的要夯实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基本面，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其他方面做得再多也没有用。另外在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上要为人才提供帮助，打好基础。除此之外，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目前，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人才都有，但是基本上在第一线的人才都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时代的“产物”。独生子女有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在对他们的培养过程中存在所谓“倒金字塔的家庭式的溺爱”，从小到大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这对他们成人以后进入社会的各种能力、各种需求、各种想法有很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现在要想留住人，就要根据这些人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思考。再引申一点，如何用好20岁至30岁、30岁至40岁这两个年龄层的人，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在30岁至40岁这一群体当年进入社会时，我国经济处在较快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从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经过这一过渡后再碰到经济承压是有一个过程的。而现在20岁到30岁这一群体刚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年龄，就面临一系列很严峻的挑战，包括找工作、适应社会等。他们的适应性是很弱的，“躺平”就是部分人采取的极端方式。

不同年龄层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特点，因此，对营商环境的打造，对人才吸引的措施，侧重点一定要和人结合起来，效果才能更好。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独生子女政策，让我想到了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延迟退休政策。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要工作更长时间，因此接下来如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也是各地需要考虑的问题。

杨建文：是的。现在社会还有50岁至60岁这批人撑着，他们也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但十年、二十年后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整个社会结构看，独生子女时代的人对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有一个适应期，而这个适应期中间需要有一个支撑和把握。这时老一辈人如果再适当延迟一点时间退休，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是有需要的，是好的，这不光是提供了劳动力，还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

观察者网：我们今天是从区域经济开始聊起，最后想以县域经济来结尾。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座，县域经济强大了，中国经济才算真正强大。据您观察，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状况如何？有哪些强项，又有哪些弱项？怎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县域经济的活力？

杨建文：县域经济这几年发展得很不错，即使在整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县域经济中原先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

2013年到2023年这10年间，我国“千亿县”从9个增至59个，一个县的经济总量达到1000个亿，这样的规模是很大的，一些省、自治区也只有几千亿的生产总值。GDP超2000亿的县也增加了不少，包括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长沙县、义乌等10个。有统计显示，2024年百强县GDP总量已接近广东省或江苏省，这两者是我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大省。

虽然县域经济发展快速，但问题同样存在。

近一两年，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大幅下降，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当然，县域经济本身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善或升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这一过程中讲求的是“先立后破”，比如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有新东西能够打开市场了，原先旧东西再去掉也不迟。新的产业还未形成，现有的二产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接下来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的难点。

原因很清楚，市场竞争激烈，相关产业发展的内卷现象严重，而县域经济的二产本身竞争力不强。这是一个特定时段的特定产物，但如果特定时段延长的话，县域经济会从根本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央连着开了几个会，总书记针对这一情况也反复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在市场层面，从全国发展角度说，一般的需求我们的产能都满足，特殊的需求可能还没构成相应的产业产能。每个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能够跟它的特点相结合，形成刚才所说的特色产业，这可能是近一两年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

当然，它的前提是刚才说的，二产比重下降后，整个县域经济都会受影响。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形成新的东西，这需要因地制宜，发挥县的特色，随后开拓新的市场，满足新的需求，谋求新的发展。

观察者网：明白，因地制宜才能百花齐放。谢谢杨老师，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做客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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