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就像您说的，国有企业在基础创新上责无旁贷。对于加强国企在科技、产业创新上的投入，您有什么建议？

杨建文：去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对于国资来说，从资金集中，到资金集中后的投入，再到投入后的使用，它本身体制机制上顺不顺，直接影响到效果好不好。

此外，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眼睛要盯着，做一些相应的调整，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国资基金的集中还是使用，最后的评判标准应该定位在事情是否做成了，创新是否有实质性的推进，相关的技术是否能够有所提升，或者相关产业是否迎来变革。根据这个反过来衡量，我们的做法对还是不对，有效还是无效。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向前走，但缺少对走过的这段路中间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对自身需要改进的部分关注较少。关注这一点的好处是，如果做得好就进行推广，如果效果不是很理想，就要立马思考问题出在哪。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将事情是不是做成了作为一个最终的评判方式，但创新都有不确定性，这种评判方式会不会束缚住国资的手脚？

杨建文：容忍失误对不对？对，但必须吸取教训，一定要找到问题出在哪。结果不理想但又找不到原因，钱岂不是白砸了？更重要的是发展时机被耽误了。我刚刚说了，成功的话就继续往前走，不成功就要为继续往前走创造好条件，这就要靠总结经验教训。

观察者网：我们要用结果评判，但也要有容忍度，有试错的空间，不能束缚住国资国企的手脚。从过去一二十年的状况看，独角兽企业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您如何评价独角兽企业当下的状况？政府应该如何打造有利于独角兽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杨建文：去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不是很理想，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较2021年的高峰时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从全球角度看，独角兽企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但我国独角兽企业相较于美国而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认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步伐要加快。在经济整体仍有一定压力的情况下，独角兽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推进的难度更大了，因为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在资源集聚过程中也主要靠自己，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加强支持，尤其是在独角兽企业发展处于低潮时，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做出调整。去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总体上是有所增加的，但其中很大比例是有大企业背景的。换句话说，这些独角兽企业以大企业为背景，在某方面进一步推进。而这些大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又比较高。这当然也是一种支持、扶持的方式，但对于独角兽企业在科创层面的作用、功能的发挥来看，形成的约束也比较大。

2025年2月21日，上海，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举行，机器人进行足球比赛。 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2024年美国新晋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AI）领域。相较之下，我国新晋独角兽赛道分布较为分散，智慧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的新晋独角兽有但不多，它们分散在汽车、能源电力等领域。

这给我们的警示在于，独角兽企业是一种很好的推动科创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我们的科研资源、经济资源有限，能否把独角兽企业的聚焦点集中在既符合当前科技发展，又能带动产业变革，并且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上？

就目前看，我们需要把“人工智能+”同设备更新改造、新兴产业，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等结合起来，把发展方向集聚在一些关键点上。我们现有的资源和美欧相比，还是非常少的，但现在的时机又非常关键，这时候如果一分散，虽然看起来每一部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整体的带动和影响有限。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方式把独角兽企业引导到现在我们国家急需发展、急需攻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轨道上去。

杨建文：对。说白了，独角兽企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我们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的引导。

观察者网：说到产业政策的引导，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新三样”发展得非常好，这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引导。您觉得在独角兽企业的产业政策引导上，我们需要吸取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成功的做法可以借鉴？

杨建文：“新三样”、高端装备制造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技术相对成熟了，产业变革虽不能说完全完成，但已基本上成型。而独角兽企业可能是在某一领域“跑得快”，研究得深，需要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向前推。因此，即使在同样的产业政策下，它们的产业发展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要求。

对独角兽企业来说，更要紧的首先是把方向选准，其次要把活力增强，第三，能和后来的产业变革过程联系得更紧，带动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