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什么叫渗透型？

连平：渗透型的意思是，它的确是在岸的离岸金融，但是它上岸之后的管理，在某些领域开设了一些通道，让某些东西可以渗透到在岸。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渗透型（离岸金融）曾经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让它们遭受了巨大损失。所以，现在各国在渗透型（离岸金融）的管理方面，都比较谨慎地推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

另外，像美国和日本采用分离型模式，时间一长，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离岸和在岸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

现在，我们国家推出的上海离岸金融体系，其实是一个在岸的离岸金融设施。它在上海，这不就是在岸吗？但它又在上面划出了一块特定的区域——比如从物理空间上讲是浦东，从金融领域上讲，是在某些业务领域做了一些开放，允许用离岸的方式来操作。

王慧：所以说上海在做的更像是纽约和东京模式？

连平：（纽约和东京）上世纪80年代开辟这个市场的时候，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时，美国推出了国际银行业设施，它的体制和管理非常严格，之后才逐步放松。但不管怎么说，从全球来看，境外金融和离岸金融这种现象，其本质是非居民之间的交易，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伴随着经济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从上个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跨出国界，包括贸易、投资、生产经营等等，在境外经营的规模和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就带来越来越多的离岸活动。

比如说，现在人民币已经“走出去”了，虽然人民币是中国的货币，但也在欧洲、纽约等地进行交易。我们经济中的很多主体，包括企业和银行，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开展离岸活动。而在离岸活动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离岸金融活动。所以离岸金融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上海现在推出这个体系，我想思路是很明确的：它要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主体走向全球，到四大洋、五大洲去开展各种各样的经营、交易和其他活动。而这些活动，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中国的金融和过去相比，毫无疑问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我们的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的体系，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能力。如果离岸金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首先能让中资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全球的中国经济主体。

2026年8月29日，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 视觉中国

伴随着中国经营主体在国际上开展更多经营，也自然会面对更多的风险。而上海的离岸金融体系这一块是在岸的，无论在监管，还是在运用资源、政策对离岸金融和企业进行支持等方面，毫无疑问会有很多便利。

可以说，上海的离岸金融体系，是中资的各种机构和经营主体在海外遇到风险时的一个避风港和风险缓释区。在这个区域采取一些措施，对风险进行缓释，就能使外部冲击受到一定的阻击。这样一来，外部冲击对境内金融和经济主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减缓。

除了支持我们自己的企业“走出去”，还有一类对象也需要考虑，那就是和我国开展各类贸易、投资和生产经营往来活动的国家和企业，我们要不要支持他们呢？当然也要支持。

这当中绝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与我们有着广泛的经贸往来。如果他们能更好地获得我们的金融支持，一方面稳定可靠，另一方面成本也比较低。毫无疑问，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其服务成本比我们要明显高得多。这样一来，也可以让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有更多的朋友，同时我们也为朋友提供更多的便利。这一块我认为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很强大，而它们的总部、决策部门以及核心业务部门都还在岸上，比如在北京、上海。如果我们把在岸的离岸金融市场搞起来，就能给它们的沟通、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很多方便，明显是有好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支持实体企业在境外有更好的发展，乃至于降低各种成本，都有积极作用。

最后还有一条，在未来可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离岸金融发展之后，我们在全球可能有很多离岸信贷，有很多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等等。这些当然也需要管理。我们国家的战略很明确，要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以用离岸机制，对全球人民币的离岸流动性和定价等各方面实施管理，有助于对整个市场进行有效调节。

现在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通过香港做一些调节，但相对比较间接，香港特区的货币当局毕竟不是内地的货币当局，在目标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说在上海有了离岸市场，通过这样的管道，让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要求能够通过这套机制来逐步实施，对全球市场都有好处。

美国也是这样，纽约的离岸市场发展之后，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对市场的管理又多了一个很好的手段、一个渠道、一个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