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参见：《旧五代史·世宗纪二》

[42]刘渊是“汉氏之甥”——因为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参见相关《晋书》“载记”、《北史》“本纪”。

[43]参见：村元佑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第96-99页。

[44]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详见《晋书》相关“载记”。

[45]“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平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参见：《孟子·离娄下》。

[46]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苻坚的榜样是超越“汉之二武”。古成诜鼓动姚苌起事以“汉、魏之兴也”为说辞（《晋书·姚苌载记》）。就连被权臣宇文护压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用刘邦“大风歌”明志：“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47]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魏书·太祖纪》）；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首都“统万城”。

[48]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49]例如，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阶析出正从上下30级；北朝书法既有“雄强浑穆”的魏碑，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

68北朝“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等。

[51]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52]以唐风做载体，这些来自北亚和西域的艺术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东渡日本成为雅乐，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画法，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并传到高丽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旧金堂壁画今犹可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53]汉代时，地方的行政层级虽只有郡县两级，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郡太守和县令均由中央派遣。县的辖区又被分成不同的乡、里，由“三老”统辖，但只负责教化，不负责社会管理，具体工作则由啬夫、有秩、游徼来完成。啬夫和有秩负责征税、组织劳役和司法，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维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54]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55]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56]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57]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参见：赵鼎新著，《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58]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环首刀、兽首刀、铃首刀、铃首剑、銎纳斧、弓形车马器等等。参见：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59]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60]罗玮：《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61]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

[62]参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63]如程颐说“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诗词往往斥北方为“胡虏”“腥膻”等。参见：邱濬《大学衍义补》卷75。

[64]“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0页。

[65]参见：彼得·希瑟著，马百亮译，《罗马的复辟》，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5页。

[66]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上述观点，但他也同样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参见：顾颉刚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2页。

[67]“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参见：桑原隲藏著，《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 17 页。

[68]“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傅斯年）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69]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70]参见：费孝通著，《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71]“中华民族早达到充分的nationhood（国族），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人民则可起来，打倒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也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力量远在各个地方政府之上。”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72]参见：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73]参见：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74]参见：费孝通著，《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75]“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到处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1页。

[76]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77]孝文之前，“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

[78]参见：《元经》卷九。

[79]《梵问经》云：“尽其所有一切观择，皆是分别。无分别者，即是菩提。”（宗喀巴：菩提道次广论），禅宗《信心铭》有“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80]参见：马注，《清真指南·自序》，《清真大典》（第16卷），第510页。

[81]《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