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眼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罗马法体系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但日耳曼领袖们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因而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语言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文字。由于拒绝学习希腊罗马文字，中世纪早期的三百年中（从476年到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竟然都不会写字。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

不能书写，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无法运行官僚制度进行管理，就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对庞大国土的管理能力。

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领地上的教士搞行政。几个世纪里，法兰克诸王的大臣职位都由教会人员居首。教士们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诠释者，还成了行政权力的掌握者。

这和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不同。“罗马教皇”是由罗马皇帝的敕令确定的（445年）[34]，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但在法兰克王国，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35]。法兰克人对于行政权力的让渡，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乃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诸族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36]，各王国形成了多中心格局。而中国的五胡同样是草原与森林游牧民族；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热爱自由；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

但五胡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恢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37]。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

五胡君主们大都笃信佛教，但他们做政治决策时，从不需要以佛教为判断依据，也不需要佛教动员基层，他们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与运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风极盛，寺院，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38]。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文昭皇后礼佛图（局部）

（7）分割世界与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号[39]，因为法兰克并不仰慕罗马。

法兰克的宫廷史家运用“种族性”（gens）概念，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强调蛮族与拜占庭的区分，强调“族群分治”。他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不同的“族群集体”组成的联合体，而非由不同种族的“罗马公民”构成。[40]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政权的史观却与蛮族史观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41]。

在族群认同上，欧洲蛮族史力图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世界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书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绝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从地缘血缘上自证为炎黄后裔，是华夏的亲人[42]。

在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决不实行族群混居。而五胡政权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政权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43]，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44]。北魏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种族而由德行决定。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45]，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观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

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46]。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47]。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讥讽时，不过回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48]。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出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现象。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49]。

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50]。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发现，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所以，“北人安可不重？”[51]。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也有北朝盛行的异域之乐，琵琶本诞生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52]。

莫高窟第420窟（隋），图自“数字敦煌”。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种族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