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篇

（1）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1917年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顾颉刚算一号。1923年，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审查一切，谁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

运用这种方法，他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66]“疑古论”一出，思想界地动山摇，瓦解了历史，就瓦解了“中国认同”。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67]。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顾颉刚（1893—1980）

但这批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的前身，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东洋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68]。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他，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69]！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者费孝通。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担心敌人使用“民族”概念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

他强调，“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语言团体”[70]，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71]。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72]！

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费孝通（1910—2005）

1988年，78岁的费孝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自在实体。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73]。

又过了5年，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74]。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最后，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2）他人的视角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兄弟手足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西洋史。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说汉唐宋本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被清朝断了萌芽。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深入研究中国未能诞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他们没弄清，“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征服，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75]。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76]。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隋朝大隐士王通，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77]。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78]。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79]。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80]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只有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2019年国庆群众游行中的“民族团结”方阵。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3）自己的故事

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恰恰蕴藏在这三百年中。

在其间，有多少比“三国演义”还壮阔、更精彩的“三国”博弈；有多少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有多少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更有着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轨迹，鸠摩罗什东来、法显西游、慧远南下、各大宗派创立，政与教、因果与孝悌、佛学与中国哲学等关系得以初步理顺。但这所有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战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底见牛羊”。

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81]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