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中国以工业制品跟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交换资源、农产品、矿产品等，表面看有点像所谓的“殖民地国际分工”的格局；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因为中国的大量进口，它们的资源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中国向它们出口的工业制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从它们那里进口的资源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它们对中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大幅度上升，中国的贸易条件则大幅度下降。这表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表面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实际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在殖民地年代，还是后来的新殖民主义时代，南北经济交换的利润都被发达国家拿走了，发展中国家只能继续停留在不发达状态，继续靠提供资源、初级产品生存，没有办法积累资本，投资推动工业化。而如今，发展中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了很多收入，它们可以用这些收入来进行投资，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至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否这样做，那是它们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如果主导它们政治经济的力量是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那就有可能；如果主导力量是食利的买办或投机阶级，那就不太可能。但责任始终不在中国这边。而且，中国一直坚守不干涉原则：即便在纯粹经济意义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纯粹按国际比较优势去发展，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低增加值的产业，还是希望通过所谓的“蛙跳战略”，一开始就试图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此种种，中国都是完全不干预的。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就不同了，我们确实在需求层面和产业结构层面都在挤压它们。但是，主要原因仍然是它们内部——它们的产业升级和生产性投资均停滞已久，而不是来自中国。另外，它们本来就享受了不正当、不合理的垄断租金，中国挤压、颠覆它们享有垄断租金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之处。当然，正当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是它们的生产性投资停滞导致了产业结构没有办法提升。很简单的例子，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这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它们的利润主要进入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投机活动，特别是用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既满足了高管的高薪需求（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很多都是期权股份），也满足了外部的金融投资者的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再生产，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则不同，最鲜明的例子是华为。华为将主要的利润用来再投资，所以才能逐步动摇、侵蚀美国公司的垄断租金。按照凯恩斯理论的说法，发达国家的资本在“怠工”；它们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投机化，资本不愿意进入生产性领域，没有扮演产业资本家、创业型资本家的角色，这是它们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挤压只是一个机制，而不是原因。

文化纵横：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各类国际发展合作与援助，这些实践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发展困境有没有帮助呢？中国的这些实践跟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助相比，又有何异同？

卢荻：刚才已经提到中国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是不干涉，不只是政治不干涉，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政策也不干涉。“一带一路”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或者说联通性，将各个相对孤立的发展中经济体联系起来。到今天为止，“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仍是基础建设——交通运输、电力、电信、港口，等等。相应的，“一带一路”的投资者主要是国企。截至2020年左右，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80%以上是由国企投的。当然，“一带一路”的内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随着国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起了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在大量“走出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产业。这确实会对当地的发展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

2013年到2025年上半年，“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参与的建设合同项目和产业投资项目的比例变化 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网站

面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潮，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接的话，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这个国家的经济比重就会大大提高。这就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新的问题：只有保持低工资，才能让本国承接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竞争力。例如，一开始是越南承接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隔壁多了一个柬埔寨愿意提供更低廉的劳动成本，那越南的劳动者的工资就不可能提升；再多一个孟加拉国可以提供更低的劳动成本，那么越南、柬埔寨都会感受到压力。在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系统性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如果各个发展中国家都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就会陷入逐底竞争、恶性竞争，有可能掉入低工资、低技术的发展陷阱。

虽然出现了这些新趋势、新挑战，归根到底，当地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关系怎么运作，它们追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它们自身。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刚才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言，其实很大程度上跟从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模式差不多：当时是跨国公司、港台资本跑到珠江三角洲去建厂，雇用来自内地的劳动者；今天则是中国去海外建工业园区，都有相似的性质，只是这还不是“一带一路”的主要成分。

如果从一个更宽的画面来看，毕竟整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无论是基建还是制造业，都是生产性活动。首先，这不是一种短期导向的投机活动。其次，即便在当地的采矿业，中国的表现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跟发达国家也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参与当地采矿业的主要执行者是国企，它们往往更遵守当地法律，它们的活动除了经济考虑，还有一些外交考虑、政治考虑等。中国在政治上不追求霸权，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也没有用霸权为本国企业利益服务的性质。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纯粹的经济活动，纯粹有赖于经济力量推动，而不诉诸任何超经济的力量。

当然，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经济金融化的年代，在生产性活动之上，其实更主导性的力量是金融。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最大。现在西方经常污蔑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但这种说法的现实根据是非常欠缺的。大量调研数据呈现的，恰恰不是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往往是来自西方的债务。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偿还困难、债务危机的时候，西方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债务谈判，一方面偏向于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还会为债务重整增加多种多样的附带条件。而中国往往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极高的优惠，甚至豁免债务；此外，中国从来不提任何附带条件，中国从来不会借债务问题干涉债务国内部的政策、制度等。中国也不参加西方主导的债务重组和债务谈判，不愿意成为它们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