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也是自由贸易的结果。在资本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然而然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不只如此，由于经济的金融投机化，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普遍追求以劳动（非法移民或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替代资本（投资升级技术、设备等），让资本保持金融形态，而不是变成机器、厂房，捆绑在特定的空间里。结果，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得到了巨额的利润回报，但劳动者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不只是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了，而且新的岗位也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本身也越来越无法接受新的劳动技能训练。当然，这些发达国家之前可以借助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以及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尽量压低生活成本，作为一种对冲。但是，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难以对冲贸易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因此近些年西方出现了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要求回归闭关自守，反对自由化，等等。

10月4日，美国洛杉矶，多个工会和移民权益组织的成员举行反对移民执法机构的游行和集会。 视觉中国

虽然西方的右翼民粹反对贸易自由化，但他们的政治代表，包括特朗普，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对欧美的极右翼政客而言，对本国有利的自由贸易，他们就接受；对本国不利的自由贸易，他们就拒绝。因此，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建制反对的只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贸易——那些不利于保持自身垄断地位和垄断租金的自由贸易。在我看来，这才是右翼的反自由贸易的真正含义，跟左翼的反自由贸易刚好相反：左翼反对的是自由贸易背后的不平等交换，右翼则是反对这种不平等交换被削弱了。

文化纵横：您刚才提到耶伦批评中国经济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当然本身有美国自己的偏见。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差不多接近完成工业化了，而人类近现代史上，应该说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十亿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整体实现工业化的案例。这个事实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全覆盖的工业体系，到底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去处理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卢荻：这里其实牵扯到多个层次的问题。要回答中国是否会挤压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空间，必须先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发展空间的来源。发展空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范畴。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发展空间与需求不足问题紧密相关。如果存在需求不足，发展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那么，世界范围的系统性的需求不足，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导致的？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需求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需求跟需要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或人类需要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绿色转型产品，或者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人都需要城市里的住宅，但这些并不一定是需求，因为需求要看有没有市场的购买力：城市里有空置的住房，但农民还是买不起，这虽然是需要，但不是需求。

所以，市场需求的来源是收入，没有收入的增长也就不会有需求的增长。收入对需求的影响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就算总体上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所有的产品或者能够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但如果存在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大量需要就无法转换为需求；二是总体收入不足会直接导致需求不足。

需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消费的需求，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购买的最终消费品；另一个是投资的需求，即对各种各样的资本品的需求，也就是安装机器、修建厂房、购买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投入品、雇用工人，生产出产品，将产品再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需求。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投资不足。[2]我们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为例，这是最全面的数据。我们大致以1980年为最近一轮全球化的起点，在此之前的1970~1980年，发达国家（OECD国家）的年平均投资率（资本形成与GDP的比率）是26%，中国是34%，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是27%。进入全球化后的前20年，即1980~2000年，世界范围的年平均投资率就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下降，发达国家下降到25%，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下降到25%。2000~2022年，发达国家继续下降到22%，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停滞，保持在25%的水平。中国是唯一的例外，1980~2000年，中国的年平均投资率上升到36%，2000~2022年进一步上升到43%。与此同时，进入全球化阶段后，中国以外的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中国则同样在加速增长。

因此，世界范围内发展空间的不足，是因为收入增长缓慢；而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不足。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世界范围的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中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是否占有过多世界范围的需求份额，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主要是中国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投资停滞，乃至下降。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判断。

但已有的主导舆论不是这样。以前，主导舆论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时，这甚至不是个问题，因为它从来不认为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可能会存在短期的需求不足，但长期来看世界经济会自动调整至供需平衡的状态。现在，世界范围的主导舆论已经转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它确实认为存在长期的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而不只是一种短期的波动。但新凯恩斯经济学里有多种不同说法。为什么需求不足？聚焦于投资的说法往往归咎为“市场失灵”：市场体制不完善，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使得资本不愿意投资。从特朗普1.0以来，主流舆论特别强调的是消费不足。他们的潜台词是，中国投资率这么高，那硬币的背面肯定是消费被抑制。因为中国消费占总收入的比率，明显远远低于大部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消费不足”这个说法更适合将矛头指向中国。

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即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总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不足呢？对此西方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有一个暗中被主流建制接受的说法。为什么说是“暗中”呢？因为这种观点对西方来说有点政治不正确。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前些年美国的一本著名畅销书《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中，该书作者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消费不足，由于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劳动者的收入中用来消费的比例，远远高于利润所得者），因此，如果收入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就会导致整体经济的消费倾向偏低。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偏低。但如果从这里引申开来，就会发现不止中国如此，而是世界范围都一样，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消费需求偏低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只是一个暗中被接受的说法。虽然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之前的希拉里或后来的拜登，竞选的时候都说过要解决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要求让华尔街受到控制，但当他们执政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试图控制华尔街，收入不平等这个事也不管了，而只是将矛头指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