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3 中美两国与其全球贸易伙伴分布的比较

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里面的作用，也是后来居上。图13中红色的线代表中国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蓝色的线则代表美国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从2001年开始入世，在短短十几年里面，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多么惊人。

实际上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当然在每个地区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的话，欧盟的作用也不小。

不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不管是通过经济分工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最落后的国家实施援助，还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官员培训、技术培训，还有很多在国外承接大项目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职工，往往要把他们带到中国来培训的，也就是赋能，长期来看这些项目的作用不得了。

事实上，在亚投行还没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开行还有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融资，其融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美国、欧洲跟世行加起来的总和，这些记录都很清楚。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当面对中东欧，整个中东石油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体，东盟、阿拉伯联盟乃至面对整个非洲时，中国可以开展出自己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而且这都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机制，它有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有很多启动的专项合作。

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美国很认真地去跟它最紧密的伙伴搭建所谓的军事联盟，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过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这样一种深化经济合作、经济伙伴关系跟全方位互联互通的架构。

而且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慢慢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主动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现在能不能落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它传递的政策讯号都是具有跨越性意义的。

因为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还有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作用之下，G20峰会终于把中长期的视野跟它的政策聚焦引回到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还有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但是“金砖五国”现在要变成“金砖Plus”，因为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尼这些重要的国家都能够吸纳进来。这样的话，中国起的作用会更大。当前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慢慢超过G7。

图14 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将转向E7经济体

图14是一个很简单的统计，以后世界经济的主角是E7而不是G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还有土耳其、墨西哥，还有很多后起之秀。根据购买力等值GDP来估算的话，在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持平了，当然在名目GDP上，可能还有落差。估计到2040年，E7就会变成G7的两倍。这个变化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未来二十年我们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在这些变化中，中国道路跟人类社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去思考人类未来的话，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最大的面项来来展开。第一，人类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个我们生存发展最根本的依托。

地球上面有非常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不是哪个国家恩施的，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给全人类的。地球的整个海洋、大气、还有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进行排他性拥的南北极。整个海洋，除了领海跟经济专属区外，都是公共性的，还有很多我们目前不太了解的深海，更不用说外太空了。

怎么好好地去保护这些公共领域，避免它对人类来讲可能出现的一种悲剧性的生态失衡，然后节制滥用，能够做更好的管理跟分配或者至少是共享，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这却是无可逃避全球议题。

人类的经济活动、消费活动，已经让地球没办法负担了，以前我们认为海洋无限宽广，不管倒多少废水，倒多少重金属，排多少废油都无所谓，它自己会稀释掉。然而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人类在很多方面已经破坏整个海洋生态平衡。

一方面，很多国家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另外一方面，技术先进国家还试图藉助自己技术先进，占用更大的利益。比如知道鱼群在哪里，所以可以捕获更多的鱼，知道石油天然气在哪里，然后赶紧开采。不只是自扫门前雪了，而是非常自私自利的攫取、掠夺跟滥用。

第二，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文明跟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并且保障彼此的发展机会。我们虽然讲和平与发展，但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联合国虽然存在，但是安理会基本上是残废的、瘫痪的。

因为少数国家，可以完全不理会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职权，可以单边地发动军事侵略或者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在基督教国家与回教国家之间尤甚，文明之间的冲突非常让人担忧。

还有是如何维持全球化的动力，因为整体来讲，它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巨大的经济红利，但是它不应该只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游戏规则。所以它本身一定要做改革，否则逆全球化的政治风暴会继续蔓延。

所以，如何去调整全球化的路径跟规则，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问题，尤其要节制跨国企业，特别是它的市场垄断力，而且还要让它能够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外就是要把全球化的动力跟促进包容性增长这个所有国家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能够更夯实。

另外，虽然人类社会已经高度紧密相依，然而全球治理在很多领域里面依然滞后，甚至完全跟不。换言之，经济高度整合，生态上相互依存，但是社会、文化跟政治方面的整合跟协调机制严重不足。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也非常棘手。

但是美国提供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最低限度的并且是有利于它自己的。它排除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全球治理机制严重短缺跟不足的状态，需要及时来应对。

第三，我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一阵子在台北有个对话。在对话中，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科技乃至综合国力各个方面，不管中国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国，或者中国模式跟美国模式可能将来长期还是处于竞争阶段。

真正竞争胜负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方面，比如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半导体等等，这些都比较容易掌握。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我称它为“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将来将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开始在探索而已。

哪个社会能更快速地去调整自己，去驾驭这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科技、资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等，而且把它引导到对社会或者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那样分配上的作用，让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增强而不是被削弱，这才是未来竞争的真正焦点跟关键所在。

所以雄安新区的实验不得了，很重要。它以一种全新的思路，摆脱以前城市建设的模式，摆脱仰赖土地批租与房地产开发来推动城市发展的路径，摆脱城市户口的僵硬性体制等等，而且实现对城市的全方位智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