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去年10月，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的声明里面很强烈地表达他们对联合国体制、对WTO多边贸易体制、对维护整个以互惠、开放、自由为精神的贸易体制，还有包括全球变暖问题，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伊朗核协议坚定的支持，也就是跟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线。

虽然他们现在暂时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

这里面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虽然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慢慢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间很难调整。而且西方国家很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它们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对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跟退位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其实像奈这些学者，非常爱国，令人尊敬，因为爱国也是一种本能。所以他在说明美国过去扮演什么角色，说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提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些功能，包括作为主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但是他都是选择性地去诠释。

如果仔细回看不管是战后70年还是过去30年的历史，可以说美国的霸权本来就存在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说稳定汇率之类，因为世界货币是以美元作为定瞄的。但是另外一面，他也是很多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因为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如果美国滥用发钞特权的话，便是公共之恶。

另外，美国是很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但是它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也带来很多公共之恶。因为美国常常在某些地区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让其中有一边或者两边都得依靠它，然后买它的武器。美国希望其他国家都觉得不安全，不希望在任何区域性里面，有任何力量替代它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

美国让华尔街在全世界发行有毒的金融资产，而且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做一种进步的金融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去，欧洲就上了它的大当，这当然是公共之恶。欧洲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就是完全被美国华尔街那条思路洗脑了，然后就购置大量美国发行的，而且又是被那些评价机构评为还不错的金融资产。最后发生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这些债券即使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打个三折、两折比比皆是。

所以这些反过来讲都是公共之恶而不是公共产品，这方面其实国内将来年轻的博士有兴趣可以专门写篇论文，就是用这个概念，可以有突破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研究发现。

另外，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而是符合它的意识形态跟国内强势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需要的，它才提供，不符合他们需要的，美国绝对不提供，而且也不准别人去提供，这是很糟糕的。

有人说美国是“世界警察”，但这个“世界警察”，比请保镖还要昂贵，副作用还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体制它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存在严重的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它、改革它或补充它。现在如果美国自己开始战略收缩，便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逼着中国跟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要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过程跟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这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而且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和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

当然中国要量力而为，不能揽太多超过自己能力，或者在别人心理上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去揽这些担子。同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领导者的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创造很多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里面做一个领头羊，而且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图12 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图12所示，单单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至少是将近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所以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70%以上的份额，美国不到20%，大概是在17%、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