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英国推动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跟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在全球范围，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它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人家来跟它竞争，它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提议的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复杂，专有名词晦涩难懂，法官都搞不懂，将来还是得找这些受顾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解释。而且将来有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来找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因此这些大律师也是两头通吃，也是跨国企业权力行使的代理人。

图10 营收位居世界前100位的经济体

图10便很简洁地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扭曲。如果以企业营收和政府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将跨国企业（红色）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黑色）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70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0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它的2017年营收比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大。

所以当大多数国家面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时，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主权国家的政府要去监管它，要去给它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非常困难，而且这些企业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不太需要缴什么税，他们不但可以设法避税，还向各国政府要求租税补贴，都被宠坏了。

那么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在世界遍地开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跌入贫穷，蓝领阶层以前高薪的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经济停滞、收入停滞的边缘挣扎。

图11 兴起的民粹主义——多年来生活状况的停滞

图11进一步表明，过去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得越激进的国家面临的问题越严重。有经济学家说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国抢了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动化、是信息化，也对。但是信息化跟自动化不必然一定会抢掉工人的工作，要看怎么引进新技术。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各种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任何企业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它一定说的是“机器怎么帮人”，而不是“机器替代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引导技术引进时的路径，但在其他很多国家未必是这样。他们引进机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所以从平均数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意大利、美国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滞的，当然也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动荡、社会冲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积的，是过去35年经济地位跟社会结构的一种剧烈改变，然后对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严重不利。

因此，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人物也是在这个大潮流里面崛起，突然之间像政治泥石流或者火山爆发一样，把主流政治人物冲垮。他一上来就搞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很担心特朗普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中的很多传统、价值观、美国过去所积累的国际信誉以及过去美国自己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完全弃之不顾，而且有些国际制度和机制在他激进的单边主义之下已经完全瘫痪了， WT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发动贸易战，对欧盟也课徵惩罚性关税，对中国更不用讲。

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国，这两个最大的贸易国打仗，打得如火如荼，WTO在旁边一筹莫展，它既无法调解也无法劝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瘫痪了。而且特朗普还威胁，说WTO根本一无是处，他要带领美国退出联合国架构下面各式各样的多边协议，甚至连美国过去主导的世界秩序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或者组织——大西洋联盟，就是跟西欧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观以及文明纽带上的密切关系都动摇了。

尤其在英国举行公投时，特朗普公然宣布赞成脱欧，他的前任智囊班农（Steve Bannon）现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络欧洲各国的极右派，继续推进裂解欧盟的政治谋略。德法对他简直完全无法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就开始担忧，现在这样的境况好像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

所以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就提了这样一个议题，叫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是研究经济大萧条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他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会快速蔓延，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自拔于经济危机之中。当然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各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分工跟贸易，世界经济体要稳定运作，需要一个龙头，需要有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要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是扮演这样一个“领导者”角色，开放市场，稳定汇率，维护和平秩和航行自由等等。但是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西方出现悲剧的原因就是领导权青黄不接。当时英国已经没有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而美国也许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奈说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抛弃这个领导责任，不再愿意去扮演这个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中国也许力量还不够，或者没有这种意愿，因此一旦领导权中空，世界的经济体系会出现巨大的动荡甚至会慢慢解体，贸易战将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万一再出现金融危机的话，可能也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扮演危机管理的角色。

不过这是奈对历史比较片面的一种理解，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当下的世界不是没有这种风险的成分，但是不是全局性的危机。因为今天的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紧密程度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去裂解它。因为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巨大到几乎不可能做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与全球化相关利益攸关者群体的数量还是远大于受损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撑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多数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还有很多中小型的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实都认为自己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要融入全世界的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体制跟国际规范。同时，奈也高估了美国的领导作用，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跟意愿。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我把它叫做“补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跟合作机制，这也是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的体制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种裂解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推进，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所以全球不太可能会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中，因为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很多国家非常强烈的反对，大家判断基本上非常一致。当然美国可能因为自己块头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顾后，可以完全在双边关系里面滥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且在对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在当下某一个谈判里面得到最大的一种让步。这就是特朗普，一个纽约二流的房地产商做生意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