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话与白话文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多是作家，五四时期的作家也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写作和思想层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共同影响并塑造了一代新人，为他们提供了日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交流工具和战斗武器。“白话革命”以及它所承担、负载和激发的“思想革命”界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的社会公约数，覆盖了从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钱玄同；从瞿秋白到傅斯年；从鲁迅到毛泽东的现代文学运动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光谱和思想疆域。

在今天，重访这一最大公约数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但有助于再次确认中国新文化的共同的历史基础、道德基础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普遍历史趋势下特定的“交叠共识”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结构性矛盾。无疑，那些丰富性和复杂性还远没有被穷尽；有些矛盾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决，甚至在新的条件下反复地、有时是尖锐地浮现出来。

五四前后白话革命的基本理念，归根到底是“白话胜文言”。这个在今天人看来不言而喻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个争论和争辩的话题。五四一代白话革命者首先需要证明的是，“文言做得的，白话也做得”[5]；其次是进一步论证为何白话文必将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胜出，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普遍性高级文化”的唯一媒介、载体、形式和风格。

在这场争论中，白话革命的先驱们表现出空前的自信和傲慢（比如胡适就认为唯有白话文学史才算创造的文学史、活的文学史[6]），因为他们确信，这场白话革命同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实在的思想革命互为表里，而后者的实质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作为近代历史经验产物的活生生的中国人的具体而真实的内容。这种内容的丰富性和必然性、它的最终是不可遏制的自由和创造力自然而然地要求与此相适应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白话文。

陈独秀和胡适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7]），随后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概括为四条（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8]）。这些貌似温和、渐进的主张，实则已包含了白话革命的总体性和激进性的程序编码。

到陈独秀笔下，同样的主张用更为热烈的（但也许过于“对仗”的）语言归纳为三大原则（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9]）。如陈独秀所言，这在当时无疑是“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的造反行为。是什么让他“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呢？

答案无疑来自那个自晚清以来一直在中国人心中萦绕不去的问题，即为何近代中国的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举步维艰、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为何近代中国人视变革为畏途而甘做“苟偷庸懦之国民”、任由自己的“精神界”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处在“黑幕层张，垢污深积”[10]的状态？白话革命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因为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眼里，白话和白话文是“开发文明之利器”[11]。由此可见，白话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现代语文运动，更是晚清以来中国精英阶层“开启民智”努力的集大成、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核心使命。

但白话革命又不能仅仅等同于、或被完全穷尽于其启蒙使命。白话革命是否能够成功，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它的民众认可程度、社会普及程度和制度性成功，比如报刊、教材、政府官文的白话化程度。另一方面，白话革命作为一场文学革命，它还必须在特定的文学意义上确立白话文实践的地位和价值。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曾一再指出，“白话文”不是白话，首先因为人也可以用白话谈旧思想，用白话写陈词滥调，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东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写革命文章，如章太炎。“白话文”必须能够作为“文”同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态抗衡和媲美，因此它虽然用“引车卖浆者之流”也能看懂的词汇和句法写作，但最终却必须证明，古文和外国文学能做到的，它也做得到。

鲁迅和周作人

“文”的概念不仅包含新文化的种种理念，也同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风格、形式、审美这些东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在理论上可以并且应该抵达全体中国人，由此而成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的媒介。白话文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和高度，也就是现代中国在世界文明范围里所达到的疆域和高度。

三、口袋和箱子

五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再造国民的志向、以及他们通过形象和叙事再现自我的意志，都要求他们取一种“一元的作文态度。”[12]也就是说，新经验、新思想、新道德需用与其内容相一致的新形式表达出来，并随这种新的历史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周作人后来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此作了如下归纳，其中包括三个环环相扣的步骤：

（一）“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挂念，和对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

（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

（三）“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