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旭东】

一、白话革命与“文化和政治的重合贯通”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我想借这个机会，以“白话革命”为中心，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给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结构秩序带来的奠基性影响。

“新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它是“新文化”思维、表达、沟通的形式和工具，也是自觉地使用它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整理经验、建构内心世界和集体性社会想象的媒介。离开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化、没有新国民、没有新社会。在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白话革命不仅再造了一种新的、具有制度意义的国民语言，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政治空间乃至道德-情感-审美空间。这种新的“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既是现代文化的形式基础，也是它的道德基础。

虽说现代中国及其自我意识是由白话文构造出来、并通过白话文显形、定型，但作为新文化载体和媒介的白话文本身却并不是一个“自然”、简单、透明、不言而喻的东西。白话文并非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它有一个二重的基础，一个是“白话”，另一个则是“文”；两者同属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却仍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律性。

白话乃至“俗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文学并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上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即便没有白话革命和五四运动，白话和俗文学依然会在日常生活领域继续存在。白话革命和新文学史上最有理论前瞻性和历史感的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都有意识地把这场文学革命称作“文艺复兴”，其用意正是要通过承认和发掘古已有之的俗文学源流、与之建立起新的继承关系、从内部将这种源流多样化，从而打破古文自定于一尊的“正统”、再造以新文学为其历史前沿的“传统”，最终将新文学界定为一个更为丰富、更有生命力的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和希望所在。[1]

我们现在使用并仍在完善中的白话文是二十世纪前期一场狂飙突进式的白话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经由相对漫长、和缓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演化过程而瓜熟蒂落的结果。从但丁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1577）[2]和用佛罗伦萨日常语言创作的《神曲》算起，近代欧洲各民族的“白话”或“现代语文”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和发展，而中国“新文学”却是在短短一两个十年里就将自己在理论和创作上确立起来。

但丁《论俗语》

白话革命固然有自己的前史，推广白话的努力固然贯穿晚清的维新自强运动、宪政改革、废科举、帝制覆灭和民国诞生，但在五四时期以前，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白话革命所具有的明晰的、强烈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政治自觉，在文学实践上也都未能企及—甚至在主观上未曾料想—能在短短一两个十年里将白话一举确立为新国民、新文化、新风俗、新世界唯一的、总体性的写作规范、风格追求、审美标准和道德要求。古已有之的白话和白话文同白话革命所带来的、作为在全社会和全体中国人中间推广、并进一步由国家行政系统确立为标准的新的国民语文是截然不同的。在历史上存在于街坊酒肆等娱乐场所、或仅仅为文人私下里玩赏的俗文学，甚至包括晚清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努力尝试的白话创作[3]，同新文学自面世第一天起就当仁不让地占据的高级文学和“文学本身”的眼界、抱负不可同日耳语。

白话革命带来的新文学就其内在标准的革命性更迭而言，是以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也许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和“士”的阶层的兴起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就外部参照系而言，则是中国文明的语言编码系统和思维逻辑系统第一次从自身之外，即现代西洋文明中获得新语汇、新语法、以及新的描摹现实和叙述内心世界的形式与风格。

就这样的“新文化”的内在使命而言，白话革命带来的白话文不能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话”，而必须是终极意义上的“文”。它在风格、形式、结构、思维、乃至内在道德规范等所有层面,必须同时经受中国古典文学所确立的典范和近代西洋文学所树立的新标杆的检验。虽然这场白话革命是由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发动的，其创作成果也集中体现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中，但在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隐蔽的社会经济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则不过是那种发源于欧洲、随后向全世界范围扩张的、近代高级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普遍的媒质”（universal medium）的一个晚到的例子。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代表性著作看来，这种普遍的媒介的功能不过是通过共同的、同一化的教育（比如国民学校）和传媒系统（比如近代印刷文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准备一种便于沟通和交易的共同语言、同时为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准备合格的官员和畅通的信息。白话革命和新文学当然符合这个标准，但却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文化现实与政治现实的重合贯通”(congruence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y)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诉求和核心特征[4]，若离开“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这是绝对不可能想象、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断裂”无疑是“现代中国”和此前中国历史形态的分水岭，而如何称谓或规定此前的中国（如“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在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白话革命”的历史地位是由随后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和风俗领域的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和精神变革所回溯性地赋予的，否则它也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仅仅停留在一个孤立文化领域，同社会整体相隔绝。但反过来也可以说，白话革命的内在强度和号召力，即便在言语行为和写作风格的狭义范围里，也的确为更广阔深入持久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内在的结构和动力。五四之后的思想变革、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无不在根本上得益于白话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在白话革命建立的全新的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