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场面就叫sublime，它根本不是美，不是像威尼斯、佛罗伦萨这类很美的城市，它是一片混乱，但是它的多样性，这种恐怖、混乱、能量被写成了一种狂欢节。狂欢节就是你表面看它没有任何的秩序，但整体来说它又是有条不紊的。所以狂欢节是混乱和秩序的一个矛盾体，而从巴黎圣母院看下来的巴黎也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这背后的因素，第一个是大众，是芸芸众生。它既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因为是这样的大众攻打巴黎圣母院，而国王在巴士底狱决定要不要镇压（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要镇压）。十五世纪时国王在巴士底狱说：我们要镇压民众，不许这些老百姓造反，我们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王朝的权威。“朕即法律”，这是路易十四的一句名言。而读的人却是在1831年读，法国大革命中攻打巴士底狱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所有的读者在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解释就知道雨果在写什么。那个时候的国王以为民众是可以打下去的，可是今天国王已经被砍头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简单地讲，巴黎圣母院的时间性是说，站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去写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事。在十五世纪时，面对的那种sublime thing, 那种崇高的、混乱的、不可预料的未来，在读者阅读的是过去，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过去。雨果并没有凭一种很简单的角度，比如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站在中产阶级这边，站在市民社会这边去做一个评判，那样的评判就很没有意思。他是把大众的近代化革命所带来的过程理解为一场狂欢节意义上的呈现。这既是一种英雄的、史诗般的人，包括像卡西莫多这样的人，他是被侮辱的受害者，出于底层边缘。这个人要获得自己的生命，要自己尊严和自由，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让人非常遗憾的庸俗化、负面意义上的大众化、趣味的堕落和价值的混乱，所以是一个矛盾体。因此，浪漫派的作家在这里不是做政治意义上的判断，而是带有一种诗意的，戏剧性的艺术意义，把所有一切包括进来，尽收眼底，并给它赋予一个完美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爱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变与不变，这一切的问题有一个所谓的“coherence”，即它是一个井井有条的故事，但故事下面的质料、内容却是高度混杂的东西。人的意识，面对这样的现实，并不是要把它梳理成一些简单的教条，比如要知识进步，反对复辟，或者说支持发展，反对贫困等等，而是说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怜悯性。

国内一般说雨果是人道主义作家，这不错，但是人道主义被单纯地讲成人道主义立场就过于简单化了。我觉得这还是要用文学，用艺术，用诗，用悲剧，用史诗这样的文学范畴去理解，文学怎样把这样的矛盾体变得统一，这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我前面讲的一点是说，变的后面是有它具体的历史因素的，这个变化有真正的具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在历史上的含义是高度含混的、不明确的，它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既是最美的东西又是最丑的东西，既给人带来希望，又让人感到绝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也是这样讲资本主义社会的，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东西，发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产品、商品的丰富性，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里面带来了人类过去几千年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有自由、有个性、有创造力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最坏的东西，人类从来没有这么堕落过，这么见钱眼开、恬不知耻，这么为了利润不顾一切，对环境、对人、对家庭所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说它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雨果当然不是马克思，他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但他从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同样把握了这种正面与反面的关系。而我们前面讲到大教堂是一堆石头，其中既是变化的记录又是对变化的拒斥，拒斥带来的是一个不变的概念。没有不变的东西，但不变是一个概念，人是希望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变能带来新的东西、带来意想不到的东西，带来未来，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变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问到底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希望任何东西都在变，有些东西我们希望是不变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么，不变在大教堂里的具体含义也很明白，它是根基，一半在下面，一半在上面。上面是大家看到的，而下面的东西是不知道的，是黑暗的、阴暗的，是地下的，是根和基础，是集体性。中世纪的建筑，它的根基在下面很深，多半在地下，上面的只是肤浅的一个表层而已。所以巴黎圣母院的变与不变，就像一棵大树，我们看到的文明只是上面的枝枝叶叶，而下面的才是树干。

巴黎时间2019年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 图自网络

文学史上对雨果的研究有很多人指出，雨果对大教堂的爱十分深厚。没有这么深厚的爱，他不可能这样去骂巴黎；没有对大教堂的这种爱和迷恋，他不可能花好这么多笔墨去表达任何想把它变得现代的企图都是非常可耻的。但雨果在讲这个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了作者的政治无意识，他以为自己写的大教堂是美、是形式、是表，但是他无形当中流露出的是对法国文明、对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迷恋，他希望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大家知道，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雨果他是写了一封非常严肃的控诉信的。他说欧洲人是野蛮人，竟然能把如此文明的一个皇家园林付之一炬。在这个意义上，雨果确实是有一种良知的，他敢于批评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但另一方面，他在批评的时候怀有的恰恰是对自己文明的一种自豪感和认同。这种感伤主义的浪漫的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也体现在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城中。这就是法国，就是天主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欣赏他的艺术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读的时候，也会觉得雨果骨子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家园、集体性、传统是如此的迷恋和坚信。总之是有基础、根基、集体性和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就是说巴黎圣母院有一种纪念碑性的意义，有超越时空的多样性、多元性。 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中群体写得很多，主角个体写得不多，例如吉普赛女郎、卡西莫多，但是群体写了很多，像流浪汉、乞丐、国王、贵族、教士、学生、游吟诗人、商人等等各个阶层。他像城市社会学一样对城市集体性和阶层有一种不自觉的考察。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的集合带来了巴黎超越时间、超越变化，超越此时此地、一时一地的灾难和灾变，因为他是一个太多元、太混杂的东西。我们说，为什么中国历尽劫难还在这里存在，西方人经常不能理解，觉得凭任何一种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还有政治学原理来说，中国早就该完蛋了，怎么还在这存在着。最简单的文学式回答是，就凭我们内部的乱七八糟。没有任何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个整体变成单纯单一的东西，借用生物学的说法就叫做“生物基因多样性”。因为内部的大杂交，这个被消灭，另一个又起来，所以一种毒不能单独克杀它。精英层衰落了，民众可以有一种彪悍的民气，把老百姓压下去了，可能知识分子又起来了，或者城市不行了，农村还在，等等。雨果眼里的巴黎、法国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乞丐攻打圣母院的混乱场景。我小时候看《巴黎圣母院》电影的时候就很纳闷，觉得这个作家怎么对这么混乱的东西有这样的胃口，如此乐此不疲、津津乐道。想想看，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卡西莫多因为误解和乞丐发生冲突，起义者被一个丑陋的敲钟人殴打，死伤惨重，又是烧化的沥青、砸石头，还有火。但是雨果写这个却像写一个狂欢节一样，原因就是多样性、多元性，这样的一种混乱的能量本身就是巴黎。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而只是说巴黎圣母院是美的、是文明的，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种能量也是大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众是巴黎圣母院背后所记录的庸俗化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审美口味的堕落，后面是有一个大众的手在指挥的。但另一方面革命也是大众的。把他们混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成是masses——群众。巴黎的日常生活是永远在继续着的。当卡西莫多第二次流泪，看到吉普赛女郎死了，然后自己又把父亲一般的教士推下去。这个时候一切都完蛋了。他自己也是生不如死，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虽然他还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所以小说尾声里说找到了骨灰，两个人抱在一起，一旦被分开就立刻变为灰尘。这是浪漫派文学式的一个结尾。

但在小说悲剧式的结尾中，小说的画面就像电影中摄像镜头忽然升高，又去拍巴黎的炊烟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展现巴黎混乱多样的场景。送奶的人来了，买东西的人来了，人声鼎沸，一会儿钟声又要响起来了。这个巴黎和前面的城市史的论文式的刻画又交融在一起。就是说巴黎永远向前、永远存在，永远以这样一个方式存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或者征服这样的大众、日常生活、生命、人群自身的能量和它的必然性。大家知道小说里面有个古希腊文∏επρωμένο，中文译为命运。正是看到墙上刻着的古希腊文，让小说家想写这个故事。把它译成“命运”是有点问题的，古希腊文事实是有点“必然”的意思，当然也有点命运、宿命的味道，就是说有些事情你想让它发生它也发生，不想让它发生它也早晚会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其含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人的愚蠢和贪婪是不能避免的，人被欲望指示去做那些盲目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生命往前走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由、尊严、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巴黎圣母院这个空间里撞击，而小说《巴黎圣母院》给叙事提供了承载物。所有的东西不管怎样都在这个故事的空间中呈现出来。

巴黎圣母院顶部雕塑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下面我们就过渡到最后一点，有关时间和叙事性的关系。这里面一个关键的过渡和文化史有关系。大家知道有一章的小标题就叫做：“this will kill that”,中文翻译是“这个会杀死那个”。什么会杀死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一个是石头的书写，一个是文字的书写。弗洛一手指着巴黎圣母院，一手指着一本书——可能是《圣经》，他跟国王说：这个会杀死那个。什么意思呢？雨果自己的观点就是说，人类历史一直到中世纪为止，书写是以石头做文字的。每个石头就是一个字母，然后垒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句子，句子加句子就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这就是巴黎圣母院，就是巴黎。物质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块一块石头累积起来的，人是用石头来书写的，是用建筑来书写的。建筑是人的经验和思维的记录。可是到印刷文化起来以后，人开始看书了，看书了人就变聪敏了，或者变得抽象了、颓废了，人就会一点一点把用石头书写的文字抹掉。那个东西太愚昧了、太陈旧了、太沉重了，这个更快，这个更有变化、更复杂、更抽象、更理性。所以“这个会杀死那个”，近代文明会杀死中世纪文明、古典文明，这说的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变化问题，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不只是一种从石头的书写到印刷书写的一个变化，这个背后的变化在读了《巴黎圣母院》后我们会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从神学、从宗教上来说，宗教领袖也是部族领袖，最高的上帝权威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神学的东西。但在权威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印刷文化带来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知识的传播、观念的传播、信息的传播。每个人，他只要能够进入印刷的世界，他马上就能够进入到观念的世界，他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自由平等的、有能力的、可以参与意见的、可以投票的、有政治含义的一个社会的人，而不是以前在芸芸众生意义上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或者是一个奴隶、暴民。现在人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