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莫多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想讲一下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我们刚刚讲巴黎圣母院是个建筑，怎么理解这个建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呢？它不说话，它就站在那，它是一堆石头，它怎样变成主角了呢？很简单，就是雨果在替它说话。雨果这个浪漫派作家变成了大教堂的影子。具体的写法虽然是一种浪漫派的、激情澎湃的发议论、发牢骚，有的时候有点滥情，有时候有点主观，等等。但是，他的基本文学技巧反而非常现代，或者说非常当代，这就叫allegory（寓言式的）写作。把人的意识套在物的视角、物的情境，把人的世界投射到物的世界，赋予物以人的语言。这样就带来一种新的叙事经验和记忆的可能性。中国有一句谚语叫做“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病灶若自己能说话的话，比如肚子会说话，说它这疼那疼，有什么问题，那医生就不要干了，因为医生要么误诊，要么只看了七八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里面”，问题本身不能说话，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外部的表征去分析、去判断，根据知识、程序，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误差和失误。问题难就难在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对象本身的语言。语言是意识和主观性的表现，而对象世界本身没有办法将自己直接作为寓言。寓言式的写作方式就成为了最基本的一个文学设置。

今天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比如说，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因素是市场，是经济，是物质生产，是流通，是资本，是商品，但是一般人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会说什么？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个文学设置。资本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的生活都被这个东西所左右，但是你说资本在哪？什么是资本？如果要进行分析的话，这是政治学，那是经济学，这是意识形态。你怎么说？你是从剥削关系进入呢，是从异化这个问题进入呢，还是从剩余价值去进入？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一种叙事上、分析上，或者被一种语言所结构的界定。但是如果商品自己能说话，这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表述，但是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商品，今天我穿的这个衬衣。如果它能说话，这个纽扣说“我是在香港做的”，布料会说“我的前身是棉花，是在埃及种的”。这个衬衣说它的设计者在米兰，说“某一天我在泰国，或是斯里兰卡的血汗工厂里被拼在一起了，然后又运到新加坡、上海，进了一个精品店，身价从10美元忽然变成了100美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值钱了。后来有一个人过来把我买走了”，诸如此类。“然后我的同伴给我发微信说‘你在哪呢？’‘我被中国白领穿上了。’‘我在纽约呢！’‘原来我们都混得不错！’”这个衬衣的故事就告诉你整个资本的流程，国际生产分工的内部运作，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到不平等，到过度消费，到时尚。让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来讲这个故事不一定能讲得这么完整，比如说用报告文学讲今天的世界，讲劳工问题、全球化问题，不妨找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可能是个商品，也可能是一个打工的小伙子，从农村来到城市。欧洲所谓的成长小说，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写的很多年轻人进城，到巴黎或者到伦敦，他的发迹史，或者失败史，或者异化史，或者自我迷失史，或者个人奋斗史等等，带出来整个时代的秘密。整个世界内部的关系通过一个人的历险、冒险而被揭示出来。这个巴黎圣母院，和刚刚我们讲到的商品的历史，和《红与黑》里面于连的个人奋斗史的不一样之处在哪里呢？它不动，它就站在那，它没有时间性，像是拍电影，外面的世界风云、季节、时代都在变，而它是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恰恰是这个以不变应万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叙事角度，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帮我们打开时间和经验的丰富性，恰恰是在于这个以不变应万变上面。但如果我们细看下去，这个不变的内部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比如央视前段时间拍过大型纪录片《故宫》，还拍过徽商、山西的民居等等假如我们想象这个故宫以一种央视播音员非常造作的、低沉的男音叙说故宫高于时间。一方面，你会认这个故宫物质上的存在相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近几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它是一个不变的、稳定的东西，但是你再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它的变化极大，不知道是哪时候、哪个大殿被烧毁过，哪次又被农民起义给攻下来了，被英法联军给杀进来了，或者一部分破败了、倒塌了，又有一部分大修了，有一天游客很多了，其中有一部分星巴克又进去了，或是哪个地方又变成私人会所了……所以，你会发现在不变的前提下，不变的内部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变化，变与不变这个独特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体就变成了很好的叙事角度。巴黎圣母院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它与具体的时间、历史、经历、矛盾性的关系并不比我们想象中的于连怎样从外省到巴黎，怎样跟贵夫人睡觉，怎样想成功等等经历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寓言式写作是最基本的叙事装置。

下面分几点讲讲这个大教堂。首先是bird’s eye view（鸟瞰）。圣母院是巴黎的最高点，十五世纪的巴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是非常不一样的，巴黎在十九世纪时候经过了很大的城市改造。在此之前，雨果告诉我们还有种种时尚也对中世纪的巴黎进行了无情的摧毁。《巴黎圣母院》中有大段大段的描写，这块石头非常好，是很老的一块石头，被弄成一种建筑的新时尚，变成一种新风格，用文艺复兴式的东西代替中世纪的东西，用巴洛克的东西代替文艺复兴的东西，又以古典主义的东西代替巴洛克的东西。对所有的这些变化，雨果非常的不以为然。在这个意义上，雨果是绝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新的东西就是滥俗，是时尚，是没有品位，人们就是这么不懂得珍惜老的东西。老的东西才真的好，中世纪的巴黎才真正是最美的巴黎，而现在的巴黎是非常丑陋、非常杂乱的，让人觉得非常可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并不难理解雨果的态度，对老北京有感觉、有留恋的人都觉得再现代化的东西都是一堆破烂。哪儿都可以盖这样的楼，但是如果当时的城墙还留着，那才叫好。这虽然是反动言论、反进步、反发展，但是我们都理解。这样一种非常执着的眼光所看到的是一个老的东西，老的眼光所代表的是一种审美、一种稳定、一种和谐，是与一般简单的、进步的观点形成的鲜明对比。这是巴黎圣母院自身作为一个存在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时间的见证，也是它的受害者，但又超越了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说这样一个矛盾意义上的综合体，它在自身的劫难或是自身幸存的之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的记忆，是一个实体性的、物质的、记忆的载体。这非常好理解，没有任何复杂的问题。

巴黎圣母院顶部雕塑 图片来源新华社

第二，因为它最高，站在巴黎钟塔上可以看到巴黎城。雨果最美的描述往往就集中在这些段落，好几页，脱离了故事，脱离了文学性的描写，变得像论文一样的建筑史、城市史、政治史。他和你讲这个老城叫大学，叫city，就是塞纳河中间的一个核心岛，像长沙的橘子洲头式的一个东西。巴黎最核心的东西是在这个小岛上面，一点点扩展，向这个方面变成什么，向那个方面变成什么，塞纳河的左岸是什么，右岸是什么。城市格局的改变让我们就看到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就像今天的高速摄影（time lapse）。我们一个钟头拍一张照片，把它连成一个电影。电影一般是一秒钟二十四张，老电影速度慢，但是如果我们很慢很慢，一天一张，或者一个礼拜一张，把一千年拍成一个二三十分钟的一个纪录片也许就看到变化。这个变化在巴黎圣母院的顶上鸟瞰是一幅画面。这样时间就空间化了，而空间又时间化了，由此产生的对意识的冲击就自然而然地带来一种“浪漫”。什么叫romantic？Romantic并不是我们一般翻译的罗曼蒂克，谈谈吉他，唱唱小夜曲，给爱人献花，不是这个意思。浪漫的意思是一切都打开了，它有巨大的丰富性、巨大的多样性。内心的冲突冲垮了一切条条框框，但是人这个概念在里边敢去感觉到他能把这个一切承受下来，而承受一切的这个人的内心和意识是一个浪漫的个人。他没有外在的权威，他唯一的内在的权威来自于一种内在的高度的不稳定性、可塑性、可变性、矛盾、黑暗、阴郁、保守。所以浪漫派的文学往往是对那些很阴沉的东西、很变态的东西、很出格的东西的审美迷恋。我们日常语言中的浪漫派就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波西米亚人、嬉皮士，这个人是很不合常规的，确实有一点。但是首先浪漫派的最大特点是大，是内在的丰富性，雨果刚好是浪漫派的很好的诗人。雨果在法国浪漫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个诗人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他作为戏剧家的地位也非常高。另外在政治上，他也非常有影响。他是一个流亡者，反对专制，是一个进步的中产阶级，布尔乔亚阶级在道义上的形象。他将近十几年流亡在英国的泽西岛上。如果说第一点强调的是巴黎鸟瞰这个叙事角度带来的形式，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则是我刚刚讲到的一系列变化，多样性在这一大堆石头上留下的印记，也就是所谓的沉淀。

第三，雨果既承认变的不可逆转的力量，又对不可抗拒的历史变化抱有强烈的抗拒心理。这是作家和他的时代的一种基本关系，既是对变的注册，另一方面又要抵抗、抗拒这个变。所以大教堂就变成内心的冲突、纠结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外在化。这是大教堂存在的一个文学理由。关于变有一点我想讲的是，小说提到巴黎圣母院是一个中世纪建筑，而所有的中世纪建筑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下的部分和地面的部分一样伟大。你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却忘了任何一个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中世纪建筑，在地下同样的大。中世纪的建筑都是齐腰被埋在土里，它底下的地下室，地下宫殿往往都是用来关押犯人的，很阴森，没有光，这也让雨果心醉神迷。他这种对地下世界的迷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派对时间的理解。那么变这个问题从大教堂的建筑史意义上，读出来的是什么味道呢？它首先是decay（腐朽），任何事情都在逐渐腐烂，而石头是最能抵抗这个腐蚀过程的，但它对一种东西同样防不胜防。它可能比木头，比有机物更强硬一些，但它却难以防御人带来的损害。所以有一句话是说人则愚不可及，建筑时时刻刻在提醒人是有多愚蠢，这一代又一代人对巴黎圣母院的改建叫“老鼠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越弄越差，越弄越烂。老的东西多好，这个大教堂，它能站在这里，它就在提醒我们人自身是多么的愚蠢。愚蠢的包括文艺复兴，包括启蒙，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文明，这一切相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大教堂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的、肤浅的、庸俗的，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摇头叹气，表示人真是不懂得珍惜好东西。但这个让雨果觉得愚不可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建筑师？他把建筑师骂得狗血淋头，但实际上我们会逐渐看到，这里头带来变化的中介、变化的代理人和执行者，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从大教堂可以看到整个巴黎，我们前面讲到大教堂带来的是内部的多样性、矛盾性。从大教堂看到的巴黎作为一个城市的矛盾性又体现在哪儿呢？一方面是它的伟大，它的感人，它的美。因为我们看到，巴黎鸟瞰到的事物诸如很多的炊烟早晨从这边升起来，那边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开始推着车卖东西，那个地方大学生在念书，这个点是所教会，这是流浪汉的地盘儿，那个点是贵族的城堡，那个地方是市民阶级的据点，等等。

这种多样性看上去有一点sublime，这个概念中文译成“崇高”，这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一个误译。Sublime不是崇不崇高的意思，因为崇高带着一种道德评判，而sublime就是让你觉得多、大，让你受不了，让你觉得震撼。什么叫sublime？就像自然界的雷霆万钧，吓得原始人认为这上边肯定是有个神，让人膜拜它。自然的力量就是sublime,一场暴风雨、一场海啸、地震。Sublime带有一种恐怖的东西，而这种恐怖一方面让你觉得压垮了、陷于崩溃了，另一方面又让你觉得这是一种形式、启示、美。这个美不是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美，比如回到家里，壁炉升起来，坐在沙发上，拖鞋都烤暖和了，喝着酒，看着壁画，然后觉得自己生活很不错。还有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就是觉得这个日子真是自得其乐的享受型的美。相对于这种美，sublime更像是巴黎圣母院书中写到的流民起义、暴动、一帮乞丐攻打巴黎圣母院，那种场面，然后一个丑陋的钟楼敲钟人拼命要把乞丐击退，但这又是基于一种误解，乞丐是要来救爱斯梅拉达的，可是敲钟人以为他们是来抢她的。所以他一个人拼命死打，死伤无数。而国王的军队真是来抓吉普赛女郎，要把她绞死的，但卡西莫多却以为援军到了，于是“啊……”地欢呼，特别高兴。整个的混乱、误解、反讽、错误，加上各方力量的盲目行动，彼此之间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在这里边看任何一个局部都会发现是混乱的。但是整个看像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所有的电影版——如果你们去看所有关于巴黎圣母院的电影，都把后半部分的乞丐攻打圣母院的画面大拍特拍，这在电影史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一个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