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卡西莫多；第二是巴黎圣母院，这两者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第三要讲一个小说形式的问题，即时间和叙事性的问题。这本小说写的是十五世纪，出版是1831年，现在是2013年，而这里面所有的法国史，艺术的历程，是如何通过故事、形象、情节，甚至雨果自己跳出来告诉读者的。比如巴黎鸟瞰这一节就非常有名，这是雨果直接和读者说话，这是很犯忌的。今天哪有小说家写着写着，自己跳出来了，对读者说，你们都停一停，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谈谈对重庆是什么看法，对中国是什么看法，对艺术品是什么看法，这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但是这里面有大段大段的描述，譬如对圣母院的描述，对巴黎的描述，有对宗教史的描述，对建筑史的描述，对建筑和印刷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大段议论，都是通过一种多重的、混杂的文体来推动时间的发展，形成具有高度丰富多样性的时间的整体。就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里，把鱼啊，虾啊，海藻啊，全都一网打尽，并收束在一个形式的整体里。我要和大家讲一讲这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前面我已经说了一些卡西莫多的问题，大家进入这个文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和丑的问题。一般人进入文本都会发现年轻英俊的军官表面英俊，但其实是个草包，是个内心空洞的空心人，而实际丑陋的卡西莫多却是一个至真至善的人，这种道德上的美与丑的对立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刚才讲到了卡西莫多是一个浪漫派的经典形象，是一个有内在性的人。在此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艺术史上、文学史上出现，其最基本意义上的含义是什么？大家知道雨果是一个浪漫派作家，在浪漫派之前的古典主义，比如安格尔的作品，讲究人体的匀称性，这和室外的光线是没有关系的，光线都是人工的，是在一种人工空间里的一种理想的人物形象。室内装置也好，人物比例也好，都很协调，很完美。这个“美”是美的一种特殊定义，大家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和艺术，这个美就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比例是否协调，而是说美是一种哲学概念。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品中含义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丑的进入是对美的激烈的重新定义。卡西莫多的形象对于古典主义美学是一个例外，是被美的概念排斥的，但把丑带入到美的概念的核心。通过丑的形象来理解美，美的概念内容也就有新的丰富性。我们前面讲那种自由，那种善良，那种对人的问题的挣扎也好，矛盾也好，痛苦也好，在巴黎圣母院和卡西莫多这个特殊的形态下面带来了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带来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或者转变。浪漫派的美的概念是把在内涵这种所谓的丑，而现代主义的《恶之花》则走到另一个更极端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看卡西莫多这个形象，首先要看到他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审美的历史的意义上，带来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

美的概念被打开了，它的内部有了一种丰富性。那么，我们下面要问的是，既然这种新的美建立在外表的、直观的丑的基础上，那么丑在故事虚构空间的现实中给卡西莫多带来哪些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呢？我们前面讲过，一般的女孩子不可能爱他，一般的人不可能接受他，一般人把他定义在丑，这样的特殊位置使得他的存在，在世俗意义上、现实意义上被定位为一个钟楼的敲钟人，不仅是一个废物，而且还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东西。但是另一个方面，恰恰是这样的边缘的、残废的、残障的、丑恶的、无法跟人交流的这样一种存在，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在性。关于内在性，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和丑的问题。还有一个进入的角度也很自然，即爱与恨的问题。卡西莫多虽然说不出来，也听不见，没办法跟人表达，不能进入这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和亲情关系当中，但是他有爱有恨。他的爱和恨都非常的明确。他爱教士弗洛，爱这个吉普赛女郎，最后恨这个教士，并把他推下了圣母院。

他的爱与恨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情感的激烈程度和明确性带来非常直观的启示，即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我们重新理解了一种叫作“道德行动”（moral action）或者“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的概念，即一个人是在他的情感和行动的构成当中来明确自己内心的自由和内心作为人的尊严。当他敢于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人才作为“人”出现了。由这样的选择所确立的价值和自由，与外在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紧张关系，一种新的张力。这样的一个包含了内在和外表之关系的整体，是我们谈论美的问题，或者形式问题的一个新的基准线，而不是简单只是说我们来读文学、看艺术作品就是我们期待的“好看”这样一种美。所以，一旦进入文学，一旦进入美术，一旦进入美学这样的问题，美的问题反而是一个不能想当然的、直接的去谈论的问题，他只能以分析的方式从内部把它打开、把它化解成一系列其他问题来研究。

卡西莫多与艾斯美拉达 图自网络

这种问题的特殊的、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美的问题的不同解答、不同的讨论可能性。所以从卡西莫多这个形象开始，他在对爱与恨，忠于谁——他是忠于传教士呢？还是忠于他所心爱的人？——的问题时，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把一个人置于死地，而另一个人虽然他救不了，但他却愿意跟随她去死。所以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在浪漫派时代，或者启蒙之后的时代个人内心对外在权威的拒斥，这是启蒙时代最简单的定位——不要让外在的权威指引你内心的行动，和对自己作为人之自律性与对尊严的理解。卡西莫多实际上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他的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人，而且还高于其他的人。卡西莫多因为他的丑陋，他的残障，被作为一个小孩、一个怪胎。社会在最仁慈的意义上把他作为一个小怪胎，一直把他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他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却从一个像是低于人的的范畴中挣脱出来，通过艺术的情节，通过艺术的叙事意义上的行动，确立了自己内心的明确性。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典型的浪漫派文学的形象。所以《巴黎圣母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浪漫派文学的几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卡西莫多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达到自由、尊严和内心的确定性。

卡西莫多在小说里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刑场，吉普赛女郎喂她喝水，他感动于人有这样的善，这是一种基本的感动。第二次不是感动的眼泪静静地从眼里流出，而是号啕大哭，眼泪像是汪洋大海一样。这是因为他看到两人都死了，一个是看到爱斯梅拉达被绞死，一个是他忽然决定把教士推下圣母院去，就是父亲和爱的对象同时都没有了。这是他的两次非常戏剧性的升华，一次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第二次看到他的道德或者精神——moral这个词有时并不能翻译成道德，而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完成。流泪是内与外的打通，里面的东西形诸于外，变成眼泪让我们看到。文学把被丑这个概念所封闭的人们没有办法去看到、没有办法去听到、没有办法去感触到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行动，通过巴黎圣母院，通过巴黎，通过起义，通过救人，通过爱，通过死这一系列高度戏剧性的行动把内在性提了出来，这是卡西莫多文学形象上的一个基本设置。最后，这样的形象反而使雨果把人的内在性，比如反思能力、自省能力、自由、精神决断力，把这些东西和一种没有思想性的外在性对立起来。卡西莫多反而是浪漫派意义上内心的代表，而那些聪明人，从国王到贵族、到游吟诗人、到军官，那些语言的世界反而是一种外在性。卡西莫多内在情感是一个面，卡西莫多的内心这个情感又被大教堂进一步明确化，这个大教堂规定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浪漫派的文学是站在内在性的这一面上，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谈卡西莫多时可以看得非常明确。所以中文的避护所（sanctuary）就是指这个大教堂。大教堂把这个女孩救进来，严格来说，世俗的力量不能进来，贵族不能进来，一般的人更不能进来，而罪犯也好，病人也好，在其中是受到保护的。这是被神的世界保护起来的地方。所以卡西莫多把爱斯梅拉达救出来，一边救她一边大喊 “sanctuary! sanctuary!”避护所是套在这个情节里来讲的，在喊出来时它实际上是在说明，这是内在，那是外在，这是内心，是逃向内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