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大多跨越狭义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分野，而是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方向的共同认识或迷茫。比如在同样信奉现代化理论和“启蒙”立场的人中间，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看法可以导致尖锐的对立和争论：认为中国现代化和启蒙进程仍任重而道远的人，对“后现代”概念嗤之以鼻；但认为“现代性”概念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经验和道路的单一化、线性化、西方中心论的处理，是一件观念的紧身衣的人，则试图通过对“后现代”概念的讨论，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寻找更为多元、开放的理论参照系和价值前景。

又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却有相似性，即认为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两者相对于“新权威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戒心和知识上的蔑视。单纯就学术性和理论性而言，这些争论本身未必令人满意，但它们仍旧构成了一份当代中国思想生活的社会学资料。

令人玩味的是，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国家或“官方”基本持中立态度，并未过多介入。这同国家对经济领域里多元生产方式并存的现实保持超然、非政治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相似性。换句话说，一个逐步走向“全民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已无需对“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裂和矛盾做出政治性干预和回应，而只需在“治理”和“仲裁权”的意义上保留权威性。这也同邓小平著名的“不争论”原则保持了某种一致性。

对90年代或“第二个十年”的基本分析，必须包括对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如何回应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及其意识形态攻势做出某种批判的、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描述。与这种排他性、自我肯定的“普遍性”相伴而来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如何处理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差异化和分裂倾向，如何在退守进种种“特殊性”范畴的同时，参与“普遍性”议题的建构，从而为自身历史正当性建立完整叙述，作出正面辩护。

所以我以《全球化与文化政治》作为我研究“第二个十年”的专著的书名。此处的“文化政治”同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里面进一步展开的文化政治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政治哲学和文明论层面上讨论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前者则是具体特指面对冷战后“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这两个挑战，中国社会仓促间所做的一系列思想和认识上的调整。

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中文版出版时用“全球化”替下了容易引起误解和不必要争议的“postsocialism”一词，但后者这个只能被硬译为“后社会主义”的词的意思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中国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文革”的极点转入“改革开放”阶段后，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现代性”（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更高阶段）条件下，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继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版本。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我写道：

中国现代性并没有消失在后现代性之中，而是与后者交织在一起——无论人们怎样用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消费社会时代还是全球化如此种种多变的名号来称呼这种“后现代性”。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即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它也并没有消失在全球资本主义所定的新的普遍性之中。相反，中国社会主义嵌入在后者里面，通过自己与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繁复的协商，决定了自身的半自主性。它将后者看作自己的自然环境，但是并不视其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构造。（《全球化与文化政治》，2014年中文版，第15页）

“后社会主义”不是不要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状态本身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后者结构性矛盾中寻求变革和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的实验。

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深刻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的色彩，因为中国经济事实上是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化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竞争和增长的，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内部构成来讲也是一个混合经济，包括所有制、雇佣关系和劳动组织方面不同的、甚至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体制的多元并存。

这种混合的、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验，具有明确的理念和意志，即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在这个社会劳动组织系统最终释放出更为强大的、具有创造性和人类的全面解放意义的生产力和价值之前，它事实上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和文化实体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文化意识形态格局之中，同其他并存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优势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系统处在“和而不同”或“和平竞赛”的关系之中。

在80年或“第一个十年”期间，这个复杂的处境和站位并不需要中国人过于费神，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普遍性叙事框架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奇特地找到了重合点或共识。换句话说，在这个初始阶段，“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两个普遍性意义框架共同给定的；“落后就要挨打”和“告别革命”不言自明又无需言明地合二为一。

纵观整个90年代或“第二个十年”，“中国往何处去”和“世界往何处去”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迫使中国国家政策和主导意识形态必须将这种差异和矛盾内化、吸收在自身的矛盾统一体中。这种统一性不但是针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结构性紧张，而且也针对外部环境。

后面一种针对性在整个“90年代”过程中表现为对外保持低调，在国际政治上奉行“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政策，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图通过中国经济同世界市场的接轨，对内保持增长，对外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赢得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

在全球性“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时候，中国国有经济制的基本框架和自主性大体上得以保全，避免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震荡与毁灭。在此经济基础之上，民营和私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在一个大体上相当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上为中国发展模式带来了不同的期待和想象。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国家能力”论述；以崔之元为代表的“以俄为鉴”的“理论创新+第二次思想解放”论述；和以费孝通—甘阳为代表的“乡土中国”论述奠定了90年代中国“新左派”知识阵营的基本轮廓。这个思想界旗帜或标签下各种思想观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拒绝唯西方马首是瞻，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辨析打开新的思路和眼界；特别是通过西方思想内部种种批判性的自我分析，来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理论创新寻找新的平台。

与90年代知识思想论争场域里的其他立场、话语、流派相比，“新左派”无论从知识兴趣和学术视野上看，还是从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理论创新冲动上看，都是同80年代文化热期间的“批判的阐释学”传统最为接近的一派，也同90年代凸显出来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形成某种或隐或现的呼应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