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1976–1979；1979–1989）与“现代主义”

所谓“80年代”这个十年的关键在于，很多大方向，乃至总的方向，是这个时候确定的。从1976年到1979年这个“三年调整期”一般被忽略，但是其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文艺、文化思想等方面看，8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议题不尽相同，但在后来出现的80年代知识分子“自我经典化”过程中，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个前半期的讨论和研究相对薄弱。

比如我自己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乃至早年的思想兴奋点和审美趣味，都使得我更关注那些当时看来比较精致、比较经得起形势分析的所谓现代派或实验主义作品，但这种作品成气候基本上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朦胧诗”当然更早一点，但“现代派”引起国内外关注，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场，在专业性、社会性讨论中压倒比较僵化陈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应该说是80年中期的事，因为它需要知识上和体制上的积累和准备。

但在今天看来，把80年代文艺、文化和思想研究局限在种种“新潮”范围里是一种思想和历史上的局限。这也是我对自己的80年代精神史研究感到不足或遗憾的地方。或许这个遗憾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更年轻一代（比如我们的学生们）学术上的成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获得比较系统的弥补。比如纽约大学东亚系谢俊就研究80年代前期，他现在已回清华任教，可以期待他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出版后对80年代研究领域的精英主义、“世界主义”和唯美主义偏颇作出一定程度的矫正。

尽管内部分期上有这样的复杂性，但80年代总体上还是有一种鲜明的气质和方向上的一致性。我这里想强调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原动力”为它提供的一种强大的价值定向性和社会共识，不妨称为“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文革后”效应。当“文革”随毛泽东的去世而终结，中国人一步步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发现了记忆或想象中的20世纪50年代这个“黄金时代”；发现了按部就班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别是其中关于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常规通道，比如通过高考上大学；知道我们错过了“绿色革命”，错过了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起飞期；看到了日本“新干线”、看到了休斯敦宇航中心；意识到自己在人均收入上几乎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

这种从迷梦中醒来时所感到的“觉今是而昨非”的紧迫感，构成了又一次“时间开始了”（胡风语）般的历史断裂和历史重启。围绕“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乃至整个“思想解放”运动，都在为摆脱“文革”、摆脱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意识形态阴影做舆论和思想准备。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革”都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零点”。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价值定向和社会共识（特别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共识）， 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观念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后文革意识”也因自身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的局限性和简单化倾向，为整个“改革40年”进程带来种种思想上的迷茫和行动上的困扰。

这些迷茫和困扰随着时间的展开逐步变得清晰化，但在“第一个十年”期间，总体的氛围是乐观进取、生机勃勃。所罗门瓶盖打开后，里边种种可能性都会被释放出来，但在刚刚打开的时候，人们直接感到的是压力的释放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能量的爆发。所以，今天人们说起80年代来，更多地带有一种怀旧感。

但如果排除感伤主义的成分，我们今天在回顾80年代时可以看到，那种所谓“民间的”“个人的”“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向前看”或“未来指向的”新世界想象，无一没有党的政策和国家体制在后面推动。所以从单纯的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最主要的特色恐怕应该是“官民合一”、上下一体，换句话说，是在由“后文革意识”从负面界定的改革共识统摄下的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及精英与大众的高度整合。

从“朦胧诗”到交谊舞，从“包产到户”到现代美术展览，从个体户到大规模译介西方学术经典，都有“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和赞助。国家的目标和普通人的追求高度一致，所以改革共识绝对不是空话。体制内部的开放和活力形成对全社会积极因素的吸纳能力，是弥漫在80年空气中的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这也说明为什么1989的政治风波以后，所谓 “党内改革派”和“民间外围力量”一旦同国家体制脱钩，就立刻坠入普遍的失落、郁闷、绝望境地，很多人去了海外或几年后“下海”经商，文化知识界各种“80年代精英”圈子一时作鸟兽散，总体上没有能够把“第一个十年”在知识、文化、思想观念和人员组织上的积累和影响成建制地移交给下一个时代。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图片来源：见水印

这就需要连带谈到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怀旧式回忆中，80年代似乎是一个百无禁忌、非常自由的时代。但事实上，按今天的标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都管得很严。一方面，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人员、思想、组织和做法都在。另一方面，在党、国家和社会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过程中，来自“左”的和“右”的挑战都直接而尖锐，政策上的应对也都带有立规矩、建“先例”的意识，通过比较明确和严厉的措施为改革开放的主航道做出标记。

纵观整个80年代，我们看到叫停“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运行始终没有放松。在经济上虽然倡导改革开放，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的并存，市场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仍然生活在由国家支配的社会空间里。

80年代精神气质其实恰恰离不开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组织等关键领域的具体的在场和作为，因为是后者为这种精神气质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资源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乃至物质上的奖赏。举个例子，80年代大学生具有“精神追求”和“精神自由”，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人思想更开放、更富有探索精神和进取心，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大学教育免费、毕业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应该说，“第一个十年”的精神自由和积极进取是真实的，但这是同国家主导的历史走向和观念框架高度一致的，是那种全社会范围里的共识与合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