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故事归根结蒂讲的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何等程度上达到了国际标准的现代文艺和现代思想标杆，而是他们在向往、追求和实验性建构一个哪怕是想象中的现代派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寻找到、组织起、表述出什么样的社会能量、文化资源和历史想象力—创造性。但如果这种能量、资源和想象力—创造性是中国现代主义的真正内容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它的历史实质乃至革命性的造型能力相当程度上来自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验，而“改革开放”不过为这种深层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自我表达创造了外部条件，为它浓缩、压抑的经验记忆和政治能量提供了滞后性表达的可能性。

共和国早期（“十七年”）的教育和文化特权、“文革”时期的激情、混乱和幻灭、“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知识上的空白和经验领域的扩展和多样化、所谓“红卫兵心态”所暗示的反权威、天不怕地不怕、追求为最高的真理和信仰所指引的行动，都在这种延期爆发中得到了形式上、审美上、叙事组织和概念建构上的补偿和升华。上述经验造成了巨大的知识饥渴，知识空白，生命时间损失感；蹉跎的岁月，虚掷的十年，幻灭，怀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可是一旦80年代可以为这个真空找到一个形式的时候，这个形式好像自动把那一段时间缺失的、或者是被个人意识屏蔽的历史经验又重新吸收了进来。

历史地看，支撑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美学成就的心理能量、政治激情、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一个迟到的表达回归。这是一场典型的借尸还魂：这个尸是西方现代派的尸，讲得文雅点是一件外衣；从审美的“感性外观”或哲学概念的理论建构看，80年代的作品多是一些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比如“黄土地”“红高粱”），并没有太多的创造性。

这是一种双重的摹仿，在空间维度上，具体讲在形式创新和审美游戏上，它摹仿了一个更“现代”更“世界”的艺术建制和哲学建制，但在自身“政治无意识”的表达和叙述上，也就是说，在时间维度上，80年代文艺和文化思想讨论却在象征和“自律性”层面摹仿了新中国前30年历史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创造性和内在韵律。

通过把政治元素变成艺术符号，通过政治行动中积蓄和扭曲的集体经验“解码”到审美和哲学领域，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通过种种高度个人化的虚无、怀疑、批判、颠覆、断裂、跳跃、狂欢的形象，成功地把当代中国集体经验里蕴含的乌托邦渴望和“不破不立”、创造历史的主体意识传递到现代主义的“普遍性高级文化”的符号编码体系中去，从而也在意识形态层面配合完成了现代化国家和全社会的期待和目标。

所以即便80年代文化人在各自的领域和话语场里都追求个人风格、不惜标新立异，刻意同国家建制下的文化生产标准保持距离，但他们一旦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形式自律性”，在这种来之不易的“自律”和“自由”范围里，谈的仍然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集体性话题，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个人探索的主体性等同于集体行动的主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最为集中地体现了80年代精神世界的矛盾统一体，是当代中国现实的一种曲折的、高度浓缩的、大体符合“现代艺术”和“现代哲学”技术工艺标准的编码和再现。综上所述，在文艺、文化和思想领域，我仍旧坚持把“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个十年称为“现代主义的十年”，尽管在史学材料编纂的意义上，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写法。

第二个十年（1989–1992; 1992–2001）与“后社会主义”

“90年代”以同上一个十年的突然断裂为起点，随即“国际大环境”发生戏剧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西方“不战而胜”赢得冷战，宣布“历史的终结”。在思想文化上，这个十年是一个低迷期和盘整期，中国社会从上一个十年的激动和1989年的大震荡中逐步恢复，同时在变化中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道路，思考一系列为“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派”所遮蔽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革命/告别革命（“重回19世纪”的问题）；现代/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和超越的问题）；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是思考普遍性问题的决定性，甚至唯一的框架）。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标志着“90年代”的开始，伴随着经济领域恢复活力，文化思想界也渐渐复苏。但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习惯性地把1992年以后经济领域里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称为“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毋庸置疑，这个过程并非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国内市场自然而然的占领，而是由国家主导的体制性变革的结果。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本身是国家干预调控培育的产物，同政府有着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乃至从属关系，其“自由”是不折不扣的“被保护的自由”。一旦这个市场因素和私有制因素获得合法性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它们就作为一种半自律的力量，一种“间接权力”（霍布斯—施米特）在国家和国家笼罩的社会空间内部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冲击。

自由交换和自发性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是“内置”于整个社会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或市场因素也一般性地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但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则对既有的社会肌理和国民经济建制形成一种席卷性的冲击。

这种冲击表现在文化部门，就是作为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市场化、商品化、大众化。比如北京大学拆了南墙改为商店。在全国范围的经商热潮下，80年代大批集中在文教部门、科研部门、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分流”到市场经济领域（所谓“下海”）或出国。留在学院和文化部门的人，则面对收入低、条件差、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被边缘化等问题，士气低落。直到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江泽民讲话提出“985计划”，国家才开始对教育和文化事业予以扶持。

90年代，市场化在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带来震荡（比如数千万人规模的“下岗潮”、一些工业部门奉行中外合资、“市场换技术”带来相当数量老企业的消失），但零余的80年代文化思想界总体来说对这个变化已经没有了回应能力。总的来讲，这十年间是一个不断应付来自市场、来自世界一波接一波的震惊和挫折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在退却和“抵抗”中试图为自己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线和壁垒，基本姿态是守势，是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领域。从发生在上海、具有一定全国性影响的“人文精神讨论”，到北京一些“民间学术”同人团体和刊物的出现，到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和电影导演转向“讲人生故事”，到批评界在“后现代”标签下对“民族”“国家”“大众”“消费”“日常生活”叙事和影像制造的肯定，无不带有这种重新寻找社会存在的确定性、寻找话语表述的稳定模式、从而为个人和集体划定新的社会立足点和思想立足点的色彩。

谈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邓小平曾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国际大环境”指苏联的终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冷战结束，中国成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和中国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伴随而来的是由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不同而发生的常态化的意识冲突。

90年代，一方面中国寻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经济上向世界市场并轨；另一方面则不断有挑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发生。从1991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高精尖武器的展示，到1993年中国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被西方国家集体阻击、1996年台海危机（其间美国曾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接近台海）、1998年北约通过军事干预肢解前南斯拉夫期间“意外”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对是否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等，这些事件都是这种外部环境的标志，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伴随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和矛盾。

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尽管1989年风波后的严格控制在具体或象征意义上并没有完全解除，但历史形势的巨变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仍旧为这个十年带来了持续的争论和活力。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保守”争论、文化理论领域里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争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争论，最终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构成了这个十年基本的回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