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旭东】

今年，国内媒体上陆续开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话语构建”。如果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今年刚好是40年；如果从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算起，那么改革元年也可以说是1979年；如果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算起，那么起点早在1976年。应该说，“改革时代”的起源是一个历史关头，没有哪个单一事件可以作为它的单一起点，它带有多点、多头、多重的特点，是某种更为深层、持久的历史运动的契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的萌动时刻。

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已不知华国锋是谁，但华国锋主政时，为推进“四个现代化”，采取过一些按当时眼光看尺度不小的开放措施，比如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自由度的推崇和借鉴；又比如大举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所谓“洋跃进”。当时制定了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口号是“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与此同时，许多中外文学、艺术、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经典电影解禁，文艺演出和广播电视节目日渐开放，大学恢复招生，学习气氛日渐浓厚。

所以1976–1979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视作一连串准备活动或预热活动，构成完整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的潜伏期或“前史”。一方面，这个前史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新时期”，所以邓小平以副总理职务行使党政军最高权力在国内外都被视为名正言顺；另一方面，这个过渡期也同毛泽东时代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来了。而早在7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退出了冷战体系，同美国取得战略缓和，甚至进行一些方面的战略合作，也同美苏超级大国之外的西方阵营，即所谓“第二世界”（西欧、日本）建立了比较正常的经济技术交往。

在更为关键的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1949–1976）奠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建立在国家主权和工业化基础上的完整国民经济布局的基础，为后3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里的竞争和发展准备了物质和制度基础。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人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这个基础的重要性。

在起点问题之外，这“40年”的大叙事框架在学理层面也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我对1979年以来“改革时代”三个十年间的文化思想发展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前两个十年的研究早已成书，目前正在完成有关“第三个十年”的专著。

我的感觉是，这三个十年构成了一个历史写作（historiography）意义上的单位或整体，甚至可以说，经过这三个十年，当代文化思想史意义上的“新时期”或“改革时代”业已终结。后面的历史时间和历史经验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显示出与头30年不同的构造、问题和外观特征。所以，如果一定要以“40年”为单位谈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共和国历史，或许以“30+10”的方式谈较为容易把握。

这三个十年也不都能以数字意义上的十年为单位，比如 “第一个十年”若从1976年算起，就长达13年，如果从1978–1979年算起则正好是十年；“第二个十年”从“80年代”的终结开始算，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收尾，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时间长度为12年，其中包括从1990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间为期三年的过渡期。若从过渡期完成的1992年算起，则大致是一个完整的十年周期。

“第三个十年”从“入世”开始，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论家看到，这个事件其实比美国遭遇“9·11”恐怖主义袭击后投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更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这个十年跨度，若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为终点，就是9年，若以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则为期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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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开，出现了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和气象，严格来讲应该同前面的三个十年做一个区分。这种变化预示着一种深刻的转向还是一种新的综合，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哲学和思想所做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总结和分析业已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历史阶段“终结”了，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完整地把握它。

而当一个时代正在展开的时候，人们在历史运动当中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是一个感觉、行动和信念的问题，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认识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在“回顾”的姿态下应该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三个十年”的范围里。2012年以来的六年，虽然时间也不算短了，但似乎仍属于正在展开的“当下瞬间”，所以尚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

当回顾和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把它作为一个整体阶段来看时，我觉得最关键的总体性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一是这个整体阶段同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性质的关系；二是它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制度、行为、价值秩序的关系。

在界定和调整这两个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中国历史行动的主体并不是存在于真空或一张白板上，而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既为集体性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也带来了种种限制，决定其实践、理论和想象的边界。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里看，这三个十年作为一个“范式”可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与此相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正在展开的时代或许可称之为“后邓小平时代”。必须看到，我们谈论“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内部的分期和复杂性。

我自己阅读和分析改革30年文化思想历程的具体方法，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在此范围里做多学科、跨媒介的断代研究，通过对精心筛选出来的文本案例或思想论争的细读，力求找出其中关于整个时代的总体性问题，包括审美风格、思想难题和政治理想里面的矛盾及其“对立统一”。

在语言、艺术作品和思想话语论争的微观分析层面上，我把我的方法称为“批判的政治阐释学”，即从文本的形式、概念、风格、叙述手法出发，通过持续深入的语义分析和结构分析，达到对特定历史时代的内部意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深度解释。不过从历史的维度看，这种阐释性、批判性的断代史写作，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某种“当代生活的考古学”色彩。

用更传统一点的讲法，我的研究也可算是变动中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精神状况的“意识的经验学、意识的形态学、意识的现象学”建构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胎记，包含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阐释理论的大规模吸收，也反映了我本人90年代留学期间所受的专业训练，但归根结底，这种方法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生活自身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这里所谓的“意识”或“精神”虽然带有强烈的黑格尔气息，但仍然植根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共同经历和具体经验，包含了过去30年里我们对文化自觉、政治自觉的追求，包含了我们为理解中国的深刻的历史变动而做的知识上的努力，也包含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我想强调的是，尽管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但它的问题指向始终是集体性的，换句话说，这个“意识”或“精神”的主语从来都是“中国”；不管它如何不时地陷入专业化术语的泥淖，它的内容始终同当代中国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创造领域里的集体性经验息息相通。

下面具体谈谈这几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