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便讲一句，很多国内老百姓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保底的，美国的龙卷风、日本的核灾难，政府稍微给点救济之后就不管难民了。在国外建过房子就知道了，一定要买保险的，但保险里边一定有一条，如果出现人力无法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那就没有人管你了。而中国不是，像汶川地震，国家一定要给你建一套房子住进去的，没有人露宿街头。

主持人：对，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更要了解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它是一个保底的制度，而且还要带着大家共同富裕。

【观众二】：三位老师好，共同富裕里面提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要多做一些公益跟慈善，那如何避免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一种被逼迫，被“劫富济贫”的这种感觉，从而导致适得其反呢？

不搞“杀富济贫”，也不养“懒汉”。来源：中新网

张维为：现在，中央反复地强调不能搞“劫富济贫”，这也有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基因，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叫“红眼病”，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万元户”。

一个知识青年自己创业，每个月拿150块钱，然后胡耀邦写了个批示，大家看了可不要红眼，当时就容易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平均主义。中国为什么这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文化中有社会主义基因，我们讲就是平等，平等是好的事情，共同富裕是好的事情。走到极端就会产生富人一定有点问题的想法，同等学历，有些富人成绩还不好，为什么挣的钱多？

我觉得确实要防范这个思想，就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都是从极端平均主义时期过来的，那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工作没有积极性，社会没有活力。最极端就是非洲，非洲富不起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极端平均主义。我曾经在内罗毕的联合国机构工作过，因为在联合国薪水比较高，我做了有关于工资的调研，基本上非洲雇员工资发完以后，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就全部用完了。

万元户：八十年代的“富豪”。来源：中国青年网

他的亲戚、朋友，整个村庄的人全要叫他请客，然后他跟我说，如果在乡下盖房子，第二天就被人烧掉了，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非洲的确仇富到极端。中国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美国，一句话很多国家都要好了，但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可以自信地强调，在高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允许有差别，讲究勤劳致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依法保障物权，其中包括公有财产物权和私有财产的物权，这个非常重要，是革命性的。

寒竹：关于第三次分配，一定要有适当的差异，多劳多得，我经营得好就会有多的收入，一定要有这个机制，社会才能有活力，才能够发展。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到，第三次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是施加压力，也不是要求社会财富要均等，保持适度的差异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这样社会才有发展。

【观众三】：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在第三次分配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用慈善的方式来助推我们的共同富裕呢？

张维为：慈善不是形式主义，慈善需要发自内心的，而且很有个性，去帮助方方面面的人，这样反而真正能够做好，而且可能会长期地跟踪做一个项目。我相信相当多的先富群体都是有良知的，并不都是道德非常败坏之人。

要实事求是，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好，守望相助也好，特别到出现困难、国难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出手帮助的。无论是海内外的华人还是中国人，大家都会这么做，就把这个基因给激活起来，这就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国家的差别，其它国家可能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到。

寒竹：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一定要使用慈善这个词，我们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

主持人：古时候的一个乡村里富起来的乡绅，他肯定会造福一方，至少一个良好的乡绅，良绅。

寒竹：而且以前历代出现灾荒，当地的一些富人也开仓放粮，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都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优良传统，我们需要把它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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