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折实公债也起到了减轻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作用。

实践表明，这三个具有即时浮动利率+固定利率的复合利率特征又操作极为简单的折实制度，形成了新政府宏观调控结构上密切配合的“黄金组合”。

到1952年，全国生活物资和工业用品价格稳中有降，意味着已经打掉了高通胀压力下私人资本推动投机经济的“虚火”：1952年12月上海、天津、沈阳、汉口、重庆、西安、广州七大城市52种主要商品的批发价格指数比1951年12月下降6.4%，其中，食品类价格除了谷类之外下降15%，燃料、工业装备和原材料下降13%，棉纱和棉布下降1%，建筑材料下降9%。上海批发物价指数1952年较上年下降6.6%，全年逐月平均波幅为-0.6%，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所没有的现象，标志着建国初期反通货膨胀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资本利益集团麇集的城市中站稳了脚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应对实体经济的其他问题了。

本书讨论了新政权靠“革命红利”扭转危机的经验。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作为新独立的国家，无论是短期内集中打击恶性投机治理通胀，还是据以建立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三折实”，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孤立执行，客观上看，还是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战略在和平年代的演变：

首先，分到地的小农恢复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自发与市场经济脱钩，这就使得总人口的88%与城市爆发的现代经济危机无关，政府只需要着重应对城市中的危机。而民国刚好与此相反——因工商业兼业地主为主体的产业资本对农业原材料的需求，农民生产经济作物的比重大幅提高，农户生活的商品化和收入的现金化程度随之提高，生活生计受法币贬值的影响也就越发深重。

其次，国家基于土地革命完成了对几乎全体农民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在财政收支与金融存取领域采取折实的政策。亦即，占人口88%的农民在参加土地革命之中构建起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的农村组织体系，才是宏观上稳定城市通胀的主要工具。

1949—1950年上半年政府集中精力应对恶性通胀的时候，虽然土地改革法还没有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但东北、华北等解放区1947年以来相继都实施了土改。将土改与全面发动农民相结合，是中共在长期斗争中逐渐确定下来的一条基本原则，农民全面动员使得占农民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以下群体摆脱了对地主阶层的依赖，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参与一个大国政治运动的主体感，农村政治运行的新规则开始构建。

但小农的政治主动性在何时、做何种具体表达，决定于国家战略实施中是否有动员农民的需要，对应的则是农村中哪部分的群体（富农、中农、贫农、佃农）被实际动员起来，通过这样的“选择性动员”，新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将泱泱大国的国家权力下沉到自然村。村社内部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也由于革命力量介入重新分配而形成相对于个体化私权的“产权残缺”，从而，就有了国家政权再次进入做财产关系调整的“制度缺口”。

此后，在农村中贯彻国家意志，不论是建设以国营和合作社为名垄断性为主的农村购销体系，还是50年代的农民合作化运动，都较少受到在地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也是“革命红利”——国家高度政治化奠基于对各种利益群体的调控权力的完整构建。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形势来说，土改最重要的动员作用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从自给自足的、高度分散的小农手中征集余粮的交易成本，使得国家以革命的名义从农村征购物资变得相对容易。

从事件进程看，新政权在完成集中粮食治理通胀这一步之后，又创造性地挖掘制度红利，把这些集中起来的粮食和物资，通过以工代赈、水利建设投入等方式，在农民中进行再分配，可谓神来之笔。这一方面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为遏制通胀发挥长效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吸纳了灾荒发生时可能流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化解了危机代价随时可能演变成的社会动荡。

据此，关于乡村是否能够继续承载城市危机代价，我们的观点是主要取决于农村财产关系公平性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了这两者，用广大的农村地区做后盾来应对有限城市的通胀危机，就有了基本物质层面的重要保障。

【本文节选自《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董筱丹 温铁军著，东方出版社。新书购买链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1073472052228073555517&wfr=h5direct_wxh5&spider_token=117a&share_relation=5f23849fd5873cea_976317144_3&ifr=itemdetail&state=H5WXshareOld&distributorId=976317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