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体现政府理性做逆周期调节，得有一定的条件，否则就很容易南橘北枳。后人历经多次危机，特别是看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欧日中都相继推出大规模增发货币的QE（量化宽松）政策，才有所理解：陈云1949年面对危机的主张本身，所体现的就是应对危机挑战的“政府理性”——只有在借助国家政治强权直接向纸币做信用赋权的条件下，政府才得以做逆周期调节。

但是，可与之比较的是，当年国民政府也曾大规模增发货币以期实现逆周期调节，却政权覆亡。

由此可知，国家主权“完整”作为前提条件的必要性：只有奠基于全民被革命战争充分发动起来、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人民政府，才能构建出这类体现综合理性的双赢结果。

从实际过程来看，建国初期保卫人民币的主要机制，可以梳理如下：

从短期看，主要依赖于军事政治权威。其一，直接对资本集中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占有一切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的财产，最低成本地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有资本制度体系；其二，政府直接出手对重要物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与投机商的“硬通货”进行对决，这是改变物资价值被投机资本所控制的基础。但是，中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值得纳入思考：如果不是各大野战军刚占领的大城市几乎都遭遇到投机和高通胀恶性循环的严峻危机，中央政府未必能够在部门与地方利益错综复杂的体制结构中得心应手地贯彻逆周期调节措施。

中期来看，最为关键的经济政策是建立中央政府以实物为本位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政府掌控的“三折实”（折实公债、折实储蓄、折实工资）实现城市分配体系、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这三大领域中人民币与实物物资的绑定，强化人民币作为通货的信用。

长期来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增加生产。新政府重视农村鼓励增加农副生产，尤其是动员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荆江、淮河、海河等过去水患频仍的水系兴建了大型水利工程，控制了水患，数千万亩的农田从灾田变成稳产田。1949—1952年，土地耕种面积增加了10.25%，粮食产量增加了46.1%。还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水利工程款是用贷款的方式发放的，如果没有对农民的广泛动员为基础，就不可能将劳动力大规模组织起来，也就不具备下放贷款的渠道。如果由财政来全额承担水利工程款项，那将又是国家财政的一笔沉重负担。

二是节约开支。全国范围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显著地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战争仍然继续的条件下，新政府1951年、1952年连续两年实现了财政节余。

因折实形成浮动利率下储蓄、投资或劳动的稳定预期，使人民币被全国人民接受，成为人民银行的储蓄来源；于是，社会储蓄增加使得我国银行业有了信贷投资能力。

由此，“S=I”这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得以体现。

（一）增发主权货币增强实物调配能力

今人看到的建国史，大多淡去了建国初期复杂的抉择过程和试错过程。

早在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财政赤字早就超出了政府债务率的红线，确实不具备增发货币的基础。然而，陈云主张增发货币。他认为，长期来看，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够占据主动地位的，那么，暂时的增发货币就不必担心形势失控。中央最终采纳了陈云“做多”的观点，当年财政支出达到财政收入的2.9倍，部分上也是用增发货币对接收过来的国有资本和上层建筑“做多”的结果。

如果以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以“大金融”的视角看，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显然会自缚手脚，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而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增发是“做多”，减发才是“做空”。

从下文可以看到，打击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与运营国家资本，都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来操作，而货币是这只“看得见的手”近乎唯一可用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