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6月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抛出10万银圆，力图压制银圆投机，但实际效果却如泥牛入海一般，反促使银圆的价格从原来的100元人民币（抛售前涨到1100元）涨到6月7日的1800元。又如10月10日上海曾开始一轮粮棉抛售，以期平抑市场价格，从10月10日至11月10日的一个月中，抛售的棉纱共2万件，棉布共30万匹，加上粮食、食糖等物资，全月收回的通货达300余亿元；但这些物资很快就被全国多个城市的投机商趁机囤入，政府的措施完全到达不了市场终端。投机者甚至还开始了地区之间的“串货”，在一个大城市抢购政府抛售的物资而到另一大城市去囤货牟利……

正是这些“市场手段无效”的情况迫使中共转变思路，从“逆市调控”转向“顺势而为”，通过逐日提高市场牌价，“诱敌深入”促使社会游资更加向粮棉物资储备集中。到11月底中共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同时开始抛售时，根据货币发行总量和实有物资量，按当时的价格水平，中共手上集中的实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社会资本总量，并且国营机构手里储存的棉纱达到全国产量的一半，这才形成了短期内有足够威力打击投机的能力。

这次货币保卫战之后，上海仍继续囤有远超于实际需求的粮棉物资大半年之久，以防投机商卷土重来。如陈云所言，这些物资虽然不一定销售，但现场必须有，而且还要在京津地区安排大量的后备货源。“必须下决心在阴历年关前后保证上海囤米四亿斤左右。且以后除日常出售外，要常存四亿直到秋粮上市为止。”

一直到1950年年初中共再次以绝对物资量平抑了第四次物价上涨风潮，人民币才开始获得足够的信用，逐渐被老百姓接纳为储蓄货币——此前一直都是下文将要讲的“折实储蓄”。

（三）“三折实”为人民币赋予实物信用

如果说前面的“银圆大战”“米棉大战”主要是军管体制下的政府直接使用国家资本对有实力的大投机者做出的战役性打击，那么“三折实”就是政府面向普通升斗小民手中的余钱剩米，推出的保值措施，并以此建立了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

今人已经很难想象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财政预算的单位并不是人民币“元”，而是论斤算的小米。其实，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在解放区就实行过。后来成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曾经回忆说，各解放区虽然发行货币的币种不同、货币量不同，但大体上是解放区每个人30斤小米的货币量，超过这个数量，货币就要贬值；反之则是货币不足，容易谷贱伤农。

中共从解放区进入大城市后，鉴于人民币的币值还不稳定，包括军公教人员（军人、公务员、教师）在内的全部国有体系仍然沿用了小米作为核算单位。比如中国就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支援跟苏联谈判的时候，请来一个苏联专家的工资就是18000—20000斤小米，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工资是34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是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是1800斤小米。

这种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折实”。

包括这种办法在内，新政权在三个领域采取了折实的做法，以此来稳定货币信用和市场关系，保证市场对新增货币的持续吸纳。

这三个折实领域是：1）政府发行折实公债；2）公职人员发放折实工资；3）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尽管每个领域的折实办法有所不同，但都是与实物物资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人民币在这里只是一种交易媒介，并不具有货币的等价交换物的属性；具有价值保值性质的是粮、棉、煤等基本物资。

以下对三种折实制度分别介绍。

1.折实公债

折实公债是指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收款，又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还债，从而保证买公债的人不会受到购买力的损失。这里，公债作为一种储蓄手段的性质没有特殊性，有创造性的做法是用折实的实际物资保证公债的信用。

折实公债早在1949年7—8月中共集中应对上海银圆冲击时就开始酝酿了，当时陈云希望借此减少货币增发。但毛泽东等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商议后认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宣告成立，发行公债的时机尚不成熟。直到以“米棉大战”完胜为标志、新政府使用国家资本打赢了三次人民币保卫战之后，发行“折实公债”的时机才算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