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为增发货币，人民币增发与民国时期的法币增发具有本质不同。法币在性质上是依附货币，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随着外汇储备减少，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则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工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涌入实物投机领域，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而人民币是具有“人民本位”内涵的主权货币，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自我赋信即为自我赋权，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

民国时期发行的一万元法币（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可见，人民币和法币相比的一大优势是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体现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以多做多”的财政调控手段才高度有效。

土地革命使新政权获得了放手发动农村的条件，将增发货币形成的庞大货币流疏导到农村，极大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货币领域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从下文可见，土改和货币增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以多做多”：在土地革命对农民进行了全面发动的基础上，通过增发货币，将更多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激励农业生产3年实现了46%的增长；通过恢复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将农村征收和采购来的农产品迅速集运到大城市周边，才能形成对商品投机者的绝对力量优势，并使各种折实制度成为可能；搞活国营工商企业，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回笼货币，才能够渐次地推进“货币下乡”并“沉淀在乡”，使农村成为巨大的货币蓄水池。

中央政府强大的物资调配能力，还得益于长期战争形成的集中体制：中共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和统一制定根据地建设方针路线中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在通货膨胀这个各地区均无法回避的挑战面前，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权力最高的军事部门受权成立，这使得中共具备了更大的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配能力，才能在短时间内从各地征集到难以置信的天量物资。

这个短期内重塑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威的经验，与历朝历代中央地方关系都难以厘清，特别是清末至民国中央对地方的约束能力渐行渐弱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物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在上海指挥全国财经工作的会议上，陈云指出从各地区之间到地区内部，都要加强统筹协调。“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会上要求，收购土产和资金，要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和统一的土产公司。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

为了应对1949年年底自然灾害导致的29亿斤粮食缺口，1949年秋至1950年春，中财委决定从东北、华中、西南往华东、华北调粮，其中，从东北调粮15亿斤，从华中调粮11亿斤，为了补足剩下的3亿斤缺口，“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

据周太和回忆说：“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要保证在冬季以前存粮达到4亿斤，需要多方设法，一方面组织江苏、浙江、安徽运粮接济上海，一方面从东北、华中、四川赶运大米到上海。除此，为了对付上海的投机商，还安排在杭州、南京间（嘉兴至常州一带）集积6亿斤至8亿斤大米作为后备力量。实际上是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样我们就可以和粮食投机商争夺粮食阵地，掌握了粮价。上海刚解放时我们手里只有2000万斤粮食，到1950年上半年，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

为此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物资大调运规模是惊人的。据统计，到1950年5月25日，计划由中南区调往华北、西北、华东的6.78亿斤粮食已超额完成3.54%；计划由东北调往华东、华北的16亿斤粮食已完成计划的98.13%；计划由华北调往华东的3000万斤杂粮也全部完成，到7月底，全国共调运粮食60亿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