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温铁军】

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中共建党以来就长期被苏共指为“农民党”，理论上接受苏共提出的只能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演变而成新民主主义战略，但这一战略设想却在占领大城市之初就已经陷于困境之中——从下文可见，以如此高企的恶性通胀、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试图通过私人资本来实现工业化，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按照经济常识，这个靠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无论宣布何种体制，只要在剩余过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推进现代化，就难免遭遇城市资本与乡村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对抗性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情况堪比今日之亚非贫困国家：194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456亿元，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84.18元；社会总产值548亿元，每人平均社会总产值101.17元；国民收入总额35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元。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且农业产值基本上全部是由传统的手工方式生产的。1949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142斤，而世界平均水平154斤。另据资料显示，该年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人，除此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

继续考察可以发现，新政府当年若沿着民国没有走得通的民族资本主义方向继续走下去，其经济基础很难支持其走出从民国延续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1947年上海通货膨胀奇景（图片来源：环球网）

一方面，刚进占大城市、仍未结束战争的新政府刚一算经济账就立即发现：财政赤字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货币增发的压力比国民政府有增无减。超越意识形态地看，这与民国晚期的宏观经济困境如出一辙——财政高额赤字得靠增加纸币发行才能弥补；遂使货币贬值压力立显。

据陈云讲，1949年，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567亿斤，赤字264亿斤，赤字占总支出的46.56%；若剔除东北，则关内财政赤字更高达占全部支出的65.97%，换言之，关内每支出1元钱，仅有1/3来自于财政收入，其余2/3都要靠增发货币。人民币自1948年12月开始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

另一方面，刚刚结束战争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与民国时期相比，已经发行的货币更加缺少物资基础。

农业上，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了1/3，主要农具减少了30%。农村劳动力明显减少，仅华北地区，就比战前减少了1/3。全国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约占当时总耕地面积的8.71%，粮食总产量由战前最高年份的15000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11218万吨，棉花产量由1936年的84.9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44.4万吨，油料产量由1933年和1934年的507.8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256.4万吨，大牲畜存栏头数由1935年的7157万头下降至1949年的6002万头。灾民达4000万人，其中无吃缺吃的灾民有700万人。1949年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根据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

用于工业生产的物资也被大量劫掠或破坏，工业生产比战前显著下降，由于工业品稀缺，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比1936年扩大了45.3%。1949年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尤为严重，钢铁生产1949年比1943年降低了90%，煤炭生产1949年比1942年降低50%。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钢铁工业只剩7座平炉、22座小电炉，生产能力所剩无几；发电设备总数仅剩114.6万千瓦左右，全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仅剩124亿元。

此外，国民政府将相当部分的机构和物资撤到香港，其中有29家国家垄断企业，包括垄断旧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旧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负责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及国外贸易事务所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系统9行局，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

基础设施方面，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交通周转运输极为不便，加剧了重要物资的区域性短缺。1949年，中国只有干支线铁路26878公里（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公路同样数量少、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