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除了群众路线，我们还有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您怎么看待后者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还有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是否也可以视为中国式民主的组成部分？还有其他组成部分么？

王绍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中国式民主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调研”。你很难把“调研”翻译成英文，“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完全无法表达它的真正含义。它出现的频率也是有变化的。中央最近多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是一套体系，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应该把这些内容都归纳到这个体系里，然后才会逐渐认识到，这是中国式民主的一部分。同时，必须把这些内容制度化、理论化，中国式民主才能永葆生命力。 

与群众路线相比，统一战线的目标群体比较特殊，主要是不同的精英群体。被统战群体的遴选方式和他们的代表意义与群众路线是不同的。他们的智慧、观察问题的方式、分析群众需求的视角等也十分重要，也要将他们融入决策过程里来。因此，统一战线同样是中国式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我在《中国式共识型决策》里提到“开门”而非“磨合”，就是群众路线。磨合这种决策方式本身带有中国特色。我在书里面也指出，“磨合”这个词没有办法翻译。因为西方国家没有这种东西，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对应词。他们的决策至少写在决策规则上的叫多数决。我们的决策规则实际上是共识决策。

我以前分析过党和国家各个层级决策的议事规则，从中央政治局到各个省的党委、政府，你要是把各地关于决策的规则收集起来比较的话，会发现基本大同小异。在里面反映出来的想法都是共识决策，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十分必要，不采用票决的方式，而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决策。这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一个构成部分。

特约记者：我注意到您最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概念也作出了很有新意的理论阐发，您提出我们的人民民主是集象征性代表、描绘性代表、形式性代表、实质性代表四位一体。您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个四位一体的内涵及其四个代表性之间的关系呢？

王绍光：四位一体就是全方位，我把它称为“全方位的民主”。全方位的落实过程就是全过程。我提出的这个概念，既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有所区别，又与它相联系。这四种代表其实是源于美国政治哲学家皮特金的理论。她在1961年出的一本书《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中区分了这四种代表性的概念，但更多是从哲学或者理论层面去论述。但是，我认为中国实现了这四个层面的民主。

皮特金及其著作《代表的概念》

第一，象征性代表。除了国旗国徽、国歌这样的符号以外，还有一种就是“意符”，也就是意识形态符号，它也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提出过很多口号，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当你每天宣传人民至上，说我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会给国家造成一种压力，使得它不能懈怠。

宣传这些象征性内容并不是毫无意义，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一方面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团队凝聚起来，同时也会把执政群体与群众联系起来。每一个政治体系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符号，美国有一套符号来宣传所谓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我们则形成了以代表人民、服务人民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一套意识形态符号体系。

第二，描绘性代表，就是被代表者的构成成分和代表者的构成成分大体相当。描绘性代表在代议制里本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现在西方讨论比较多的，黑人必须由黑人来代表，女性必须由女性来代表。与西方议会相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描绘性代表的程度上要高很多。我们的代表成分和全体人民的构成成分是高度一致的，而西方议会里面有大量社会精英，议员的构成成分和社会成员的构成成分匹配度很低。

第三，形式性代表，我们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

第四，实质性代表，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在这四个领域都做了相当丰富的工作，形成了全方位的代表。落实全方位代表的过程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特约记者：最近的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国外的一些学者感到忧虑，担心民主会遭遇技术的挑战，未来算法力量对民主的操控与破坏可能更甚于资本。您怎么看待技术发展与民主发展的关系问题？还有技术发展会不会造成国家认证能力的无限制扩张？

王绍光：人工智能对民主产生的挑战，主要是针对票选的。票选这种方式本身就容易被操纵。比如，古希腊人反对过多的选举，因为他们意识到票选是很容易被操弄的。古罗马时，西塞罗的弟弟为了让他赢得选举，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赢得选举》（How to Win An Election），教他怎么去操弄选举，结果西塞罗顺利当选。这本书最近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后，一些西方政客就说，今天和那时没什么区别，操控方法都是一样的。比如在选举的最后一刻，把某人的性丑闻爆出来，古罗马人也这样做。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票选被操控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抽签的潜力。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我认为它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选择的一套排除理性的工具，来使得整个过程达到最理性的结果。今天有很多地方在不断地实验一些新的抽签方式。我们不能低估它，应该多观察。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树军教授刚刚编译了一本书即《抽选的复兴》可供参考。

人工智能只能在“智”（intelligence）上面起作用，但与民主相关的更多的是人们的需求、伦理与道德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构成挑战。或者说，人工智能对中国式民主的威胁不大，反而是对西方那种本来就容易被操弄的票选式民主造成的冲击更大。

特约记者：感谢您耐心地对上述问题作出细致解答。最后想请教，您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能否给未来从事民主问题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一些建议？比如，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研究民主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呢？

王绍光：我觉得年轻的学者比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有很多优势。当年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的时候，都是没有自主性的，觉得西方民主就是普世的、先进的。这种普世的想法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今天的年轻学者进入这个领域时，就会有人告诉他们，西方的那套理论未必是普世的，要客观了解中西的优长与短处，要有自主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奉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不是去盲目接轨，去全盘接受。我则是进入政治学领域将近20年以后，才开始有自主意识，主张破除接轨思想。年轻人没有这个思想包袱比较好，应当继续往前走，构建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

那么，如何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参照系，可以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区分中西之间的差异，才会有自主的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带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深入了解西方制度。其次，要有比较视野和历史视野。就比较视野而言，可以有理论的比较、中西的比较、跨国的比较、实证的比较、不同文化的比较等。至于历史的视野，就是纵向的比较。最后，每个人的思考可能都会有所偏重，所以只有集思广益、一起努力，才能建立一个更加自主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