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束了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学术会议以后，我又开始了由南返北的欧洲之行。记得我是坐汽车到萨格勒布，然后坐火车去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下火车以后，我拖着行李在一条街上寻找旅馆，听到一位老太太在二楼的阳台上招呼我，邀请我住在她的家里。我上去以后，发现我和她的共同语言只有程度都很不高的德语，恰好能用来谈论租房天数和房间价格。老太太怕上当，只收匈牙利货币，而那时可以很方便就可以在黑市上换到匈牙利福林，因此我就以非常便宜价格在她家里的一个小而舒适的小房间里住了下来，但说好第二天早上要与老太太一起去办理租房登记手续，在一个大概相当于我们里弄派出所的地方。

在布达佩斯住了两夜后，我启程去维也纳，坐的是著名的“东方快车”（Oriental Express）。车上与一位瑞典女士相邻，交谈得很投机。她说起她丈夫是阿根廷人，于是我们谈起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区别。记得这位瑞典女士说，天主教徒犯了过错以后，比较容易通过上教堂祈祷、忏悔等方式，而减轻心理负担；但他们在减轻心理负担以后，则往往更容易重返同样的过错。正谈得很起劲的时候，火车到了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检查站，上来了几位匈牙利警察，他们查看了我的护照和签证，发现我的护照签证处已经盖了一个章：Ungueltig（作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从西德到南斯拉夫的路上，是经过了奥地利的，虽然没有下车，但确实是有奥地利警察上来查看过护照，但我没注意警察当时是盖了章的。这样，我就只好乖乖地服从边境警察的命令，带着行李立即下车。在我结束了欧洲南北游以后回到卑尔根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那位瑞典女士的一封来信，在这封信中她不仅表达了问候，希望我边境下车以后的行程都还顺利，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时她眼睁睁看着我被匈牙利警察恶声恶气地赶下火车，却完全无能为力，一点没能帮助我。

边境站被迫下车以后，匈牙利边防警察给我两个选择：或者自己想办法现在就回布达佩斯，或者坐晚上从维也纳回布达佩斯的东方快车。这时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坐车回布达佩斯，200美元，我想了想，说还是等晚上的列车吧。于是我被送进了一个蛮大的会议室样的房间，里面已经关了十来个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我桌子对面坐着的是两个罗马尼亚女孩，英语很不错，整个下午就一直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在夜色之下淌过一条边境小河从罗马尼亚跑到匈牙利来的，奔跑时还能听到身后的枪声。到了匈牙利以后，她们的目标就是经过奥地利与已经到了西德的男朋友相会。她们的策略很简单：仅用塑料袋带着几件替换衣服，不带任何证件，一趟趟坐上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这趟东方快车（其中一位女孩已经是第八次做这样的尝试了），以为总有一次能躲过边境警察的耳目，进入奥地利国境。

我请两位罗马尼亚女孩中的一位为我拍了一张照片——那是我唯一的一张失去自由时的照片，但脸上却是笑嘻嘻的。为了感谢她们，我把随身带的这一本英语读物送给她们，她们很高兴地收下了。晚上，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列车来了，我和房间里其他被关押者一起上车，到布达佩斯车站了，护照才还到我手上。下车后我又去找那位老太，告诉她碰到了什么事，她很热情地让我再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去维也纳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去办签证，然后坐火车去维也纳，住了一夜、玩了一天后，上了火车。我虽然已经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签证，但因为在布达佩斯多呆了一天，就只能眼看着火车经过布拉格，直接去了东柏林。

1989年4月中旬在匈牙利奥地利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