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年度，我们都会有许多机会谈论许多“周年”，但在2018年，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仅数量特别多，而且对我个人特别有意义。今年是与我的专业、岗位甚至人生关系特别密切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马克思主笔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今年也是我全程经历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进校40周年——我不仅也是七七级中的一员，我还是其中直到今年才踏进“花甲之年”的同学。

花甲之年回顾人生，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大学生涯，无疑是最重要节点。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以往，我在1988年8月去挪威开始为期一年访学（此后又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94年8月拿到学位），大概也可看作是过去四十年当中我最重要的人生节点——因为有这个节点，改革开放对我不仅意味着走进大学，而且意味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着可以周游列国。

1989年4月8日,童世骏在杜布罗夫尼克游艇码头

一

关于我在挪威那几年的生活，我的导师奎纳尔·希尔贝克在他的一本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回首过往，人生许多事看似预料之外，亦非有意安排，而是在特定情形下或与他人遭遇之际不期然而至。1988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正是这样一桩：一位年轻的中国哲学家突然出现在卑尔根大学研究所，他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呆一年，研究哲学。这桩不期然的事件带来了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终生友谊，我们的合作与友谊也延续到他的中国同事和我的挪威同事之间。他就是童世骏。”

从他在书里的描述看，我从1988年到1994年这五年当中，以卑尔根为据点，在挪威乃至整个欧洲，“玩”得是相当的high：

“1988年，童世骏来到卑尔根大学停留一年。离别之前，他决定在我们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应邀成为他的导师。此后他累次来作短暂停留，及至1994年，为撰就博士论文而作长久停留。

在此期间，往返卑尔根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际，童世骏完全融入卑尔根的学术与社会生活。他作讲演、开讨论班，听讲演、参加讨论班，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从公共活动到滑雪、徒涉至挪威山顶小屋。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也熟谙本地的社会文化规则。因此，他成为本地学术圈的红人。

以卑尔根为基地，他也四处游历，自北方的特罗姆瑟到南方的杜布劳维尼克，南下周游仍是共产政权的国家，北上游历西欧。此外，他也结识访问SVT（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的国际知名学者，诸如来自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来自芝加哥的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童世骏最后一次留在卑尔根大学是在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们安排定期研讨班，SVT的成员——尼尔斯·吉列尔、哈拉德·格里门、我——就他的论文逐章探讨，从而在友好同行之间践行广博而严肃的论辩。”

确实，挪威虽然是一个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不到500万的国家，但要了解当代西方哲学，这个北欧小国却能提供其他欧美大国难以提供的条件。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我在《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的译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人们在把“西方哲学”分为“（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又把“大陆哲学”分为“德国哲学传统”和“法国哲学传统”等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北欧数国独具风格的哲学传统，而这个哲学传统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致力于克服现代西方哲学中上述几大传统之间的严重隔阂和分裂。……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科学论，先验主义（客观主义）和情境主义（相对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皮浪主义（甚至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德里达、罗蒂等等，这些似乎截然对立的哲学立场和哲学传统，在北欧土地上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作总体把握，有必要了解北欧哲学家已经完成的和正在从事的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