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叙事的角度说，“这个北欧小国却能提供其他欧美大国难以提供的条件”，尤其表现这一点上：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前，我在欧洲进行了将近五周的多国之旅。

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联邦的克罗地亚古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在设在那里的一个叫做“大学间研习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的学术平台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一个是社会政治哲学方面，一个是科学哲学方面的。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我忘记了，在3月27日到4月7日召开的社会政治哲学会议的主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哲学和社会科学：乌托邦的终结？”（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End of Utopia?）。

在这两个会上我遇到了不少哲学名人，如阿佩尔（Karl-Otto Apel），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lcovic）、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对创办这个学术平台以及举办相关学术活动具有关键意义的尤根·哈贝马斯那次倒没有来），会上的报告、讨论和会后的讨论收获不少，但与杜布罗夫尼克的20天相比至少同样收获很大的，是到达该城之前和离开该城之后的二十天旅行。

杜布罗夫尼克会议的东道主之一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领袖马尔科维奇，他后来因其在南斯拉夫冲突中的立场受到其西马和东欧新马同事们的严厉谴责，2008年8月初与他在首尔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意外重逢

在1988年10月30日我给系里赵修义老师的信里，第一次提到这次欧洲之行：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定，那就是：明年4月将在南斯拉夫召开一次以《实践》杂志（现在是一份国际性刊物，Skirbekk是编委之一）为中心的国际会议，Skirbekk已向校方提出申请，带我一起去参加。他可能向两个学院提出了申请，其中一个已经答应给我一半经费。看来，此行成功的可能性不小。这样，我就可以冲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老家去进行“侦察”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南斯拉夫明年不要打起内战或搞起政变来。我还从来没有替一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局势担过心呢。

在1989年1月10日的信中，我提到这次会议的经费落实了：

下午把那份稿子完成之后，觉得松了一口气，加上确实感到有些疲劳，就打算回住处睡上一觉再说。走到半路上，碰到Skirbekk教授，他告诉我：上面已口头通知他，我去南斯拉夫开会的钱已经批了。他因为四月份要接待两位法国教授，只能由我一个人去那儿。随后，他就和我一起商量，怎么去法。沿途经过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西德和奥地利各一个城市（我还未确定），我打算在这几个地方各呆一天（坐火车）。随后，他又往一个个国家的领事馆或大使馆打电话，了解申请visa的手续、时间、地点等等，每打完一个电话就写一张小条子交给我，办事利索极了，也周到极了。简直像一位挪威的赵老师。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明天上午将去丹麦、瑞典、西德和奥地利驻卑尔根领事馆申请签证。南斯拉夫在卑尔根没有领事馆，我得上奥斯陆去办理——下星期我恰好要去，据说可以在那里“立等可取”。Skirbekk还将为我安排去挪威中部的Tromheim和最北部的Troemsoe，我让他尽量安排得晚一些，这样我可以到那里看“白夜”。您看，我把国内的“公费旅游”的坏风气带到这里来了。不过，到挪威这两个城市，我可能得讲一两次课，以换取我的旅费。

2018年8月23日Skirbekk教授在北京参加24届世界哲学大会之后来沪与老朋友赵修义教授相聚

在1989年1月30日的信中，提到为这次旅行做的准备工作：

我上周六刚回来。（1月）18日晚上坐火车去奥斯陆，呆了三天，22日上午去挪威中部山区Vinstra in Wadhal旅馆，过了6天既奢侈又激动人心的生活。学了一些滑雪的基本动作（由4名专业教练上课），摔了数不清的跤。27日回奥斯陆，28日回卑尔根。已经办了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签证，西德、丹麦和瑞典过几天可以办成。我刚才查了一下地图，发现回来的路上还可以经过捷克、东德和匈牙利。不知旅费够不够。要够的话，我也想去转一下。经费的具体数额也有了，一个地方是4725克朗，另一个地方是1000多克朗。这两笔钱加起来还没有我这次滑雪周用去的钱多，可见上一星期我过得多么奢侈。不过据说南斯拉夫的住和吃相当便宜，这点钱还是可以过像样的生活的。明天我将去旅行社办理订票（火车和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