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宪法上论断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即增补入宪法第一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如何从宪法解释上去保障此次修宪之初心，也因此构成新时代法制建设的根本。

现在法学界兴起研究党规党法的潮流，是一种对接，但还不够。因为“规”和“法”所讲，仍是要把党和国家装在笼子里，其基于的法治理想仍难以摆脱自由主义底色，只讲了依法治党这一面。

宪法第一条所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是一个极富能动性的动作，再究细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种主谓表述，是面向未来而言的，党的领导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又不仅于此，党领导谁，为了谁，领导是要干什么，要回答这些新时代宪法解释的重大问题，并非党规党法研究能承担。

甚至可以说，按照控权思路讲得越多，反而同“领导”这个文意的原旨距离越远。要是从宪法第一条扩展到第一条所在的总纲搜索“国家”一词，共出现61次，是宪法总纲部分当之无愧的高频词。从第四条开始，宪法文本连续出现以“国家”一词为主语的条款，诸如国家维护、国家保障、国家鼓励、国家反对、国家建立、国家实行、国家加强、国家发展、国家举办、国家推广、国家培养、国家倡导、国家组织……这一系列以“国家”为主语的主谓表达，都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体的期望和托付。

最简单的文本列举，也足以折射法理学中所谓规范分类的单调。作为解释之初步，总纲的每一条、每一款——此前宪法学者视而不见的——不正是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本内资源吗？忠实于现行宪法之文本，我们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检讨的，并不是党在哪里领导多了，国家管到何处就越权了，恐怕还是哪些任务被放弃了，哪些承诺遭背叛了，如何通过党领导来兑现社会主义的承诺，这可能是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工作重心。

最后回到一段往事，1986年6月邓小平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在此照录《邓小平年谱》所载原话：“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这句话读来令人动容，不外乎它表达了中国人颠扑不破的道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又如何领导，都不可脱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发言整理，原载于“开放时代杂志”，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