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全部文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且融贯的规范秩序，其中不可避免存在逻辑的空隙、话语的冲突、实践的紧张，但却没有无法弥合的意义真空和路线分裂。

在这个意义世界内，不存在某个历史分水岭，以此将邓小平分割为前期的和后期的，无法兼容，更无基于派性的政治角色扮演，左派只提一个反右的邓小平，右派则是一个主要防左的邓小平，难以并蓄。”

在这一方法论自觉下，宪法解释之初步，是把《邓小平文选》当作一部字典来查，制作词条和索引，用邓小平解释邓小平，对其全部论述做基于融贯性推定的文本互证和整体解释，拒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从成文宪法出发，“八二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即开宗明义，论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前看，这一规范紧接着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也即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往后看，2018年年初的修宪再次确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新时代初心不改。故此，理解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宪法解释的，也因此是政治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时，美国学说是如何说的，德国判决是怎么判的，统统不关乎中国宪法的解释，不加论证地以西方学理来注解“八二宪法”，是解释学的“邪路”。

关于社会主义，立足于邓小平的论述，可见到一个在摸索中定型的历史进程。在此化繁为简，只看几个时间点的关键论述。金庸先生刚刚以94岁高龄过世，在纪念先生的洪流中也得见一段尘封往事。

1981年7月18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半个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宾主双方从“决议”谈起，其间论及社会主义，邓小平自问自答：“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有一百多种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邓小平会见金庸

我想，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一百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了，也即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不论黑猫白猫，以至于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其要旨就是既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宪制前提，又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留给实践去解决，交由时间来下论断，“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也“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可见，总设计师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更倾向于用“消灭”和“不搞”这样的否定表达来界定“邪路”，如果说有论断，往往落实为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

不争论，绝不是不搞社会主义，只是暂时搁置不必要的口舌，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总括式的表述中，“中国特色”曾是我们“无问西东”的改革策略，是不需要也一时无从讲清楚的道，但时间一到，在“中国特色”通过“建设”而“有”了之后，给社会主义下论断，使其得以“定型化”就是中国宪制的大哉问。

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在这一以40年为期的历史时间轴上，我把“八二宪法”在今年初的第五次修改，尤其是第一条的增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定型化的政治发展。

从1982年到2018年，以修宪之举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化，也即宪制化，从而在政治上回答了“不搞争论”时期予以阶段性回避的问题，这是本次修宪的政治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