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田雷】

我一直是《开放时代》的忠实读者，但参加年度论坛的研讨还是第一次。我提交本次会议的，是我暑假完成的一篇文章。为了好好研究香港《基本法》，我反复细读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82年到1984年。

1984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根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讲他这一年只做了“两件事”（中英两国年末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故此第二件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而读《邓小平年谱》，1984年年初视察经济特区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留下了“我从来不走回头路”的人生经验。

起笔时我想得简单，能否以这些官方文本为素材，写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严肃的学术议题并不必然排斥灵动的文字以及清新的文风，花三五天写上六七千字，就当做一次学术写作的试验和自我训练。

动笔后我却越写越长，欲罢不能，修宪后也未停笔，写到目前版本的两万字，这是动笔时没有想到的。这么看，文章就并非只是偶然的意兴而为，也从研究方法上贯彻了我这些年倡导的思路，是“重新发现中国宪制”的一次身体力行。

文章写成这样子，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我们宪法学界长期弥漫着一种“巧妇”心态，功夫再好，奈何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的都是一般将来时的研究，寄望着未来某个宪法时刻之后，等待宪法被“司法化”了，方能大显身手。

我不这么想，大概属于少数派。说到底，能不能看到中国宪法的实践，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宪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立宪政治这种秩序形态。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同意苏力老师的论断，每个相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必定有其宪制。当然只是基本上的同意，对于苏力老师一贯以来的彻底实用主义进路，在《大国宪制》中具体表现为挤干时间的历史观以及穿越上下五千年的论述，我有些意见不吐不快，不过今天并非合适的场合。

但即便承认中国有宪制，如何去发现，始终是难题。不夸张地说，如果尽信目前宪法学的理论框架，确实会变得“盲目”，观察者只要带上这副眼镜，就看不见中国的宪法实践。

在法学院给学生讲宪法，总论比较好讲，围绕着如何理解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一一展开。但学期过半进入分论，尤其是到了讲基本权利时，我对自己的课堂特别不满意，总觉得很别扭，明明是要讲中国的，但讲来讲去都是外国的，或者说同中国压根无关的比较法。

说到底，在这个课堂上始终有一个矛盾难以摆脱，一方面是要给学生讲好中国宪法的故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只会说源自西方的话语。这是一种格格不入，学院内的宪法理论是西方舶来的，其底色无疑是自由主义的，而我们的宪法却是中国的，是社会主义的。

我时常因此而心神不安，感觉没有念对经，对不起学生。上半年写作时，我甚至冒出过一个大胆的念头：总论部分照常讲，进入分论后，直接带学生去读《邓小平文选》并参照《邓小平年谱》，以邓小平的言与行作为理解中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材料。

若是同宪法学用以做文本释义的种种学说相比，邓小平在现实政治中的决断和论述才是原汁原味的，是第一手的宪法材料。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美国1787年的建国宪法，就必须读《联邦党人文集》，要理解美国内战后通过的三条宪法修正案，就不能不看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宪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先行的、呈现为历史决议的政治共识，就不会有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生成和变革。同理，不理解邓小平理论，解释“八二宪法”可以说门都没有。重新发现中国宪制，首先存在着扩展宪法学研究的视野和材料的问题。

那么作为宪法学者，应如何读邓小平？大道至简。我们并不是也无需做改革开放四十年史的专家，材料不能越读越厚，“传闻证据”未必可信，不要舍近求远，放着官方文献不读，非要忍不住关怀那些往事并不如烟的讲述者。

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官方文献，从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开始，必要时参考《邓小平年谱》。就方法而论，是用邓小平来解释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