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此前常会忘记“社会主义”条款，但无论我们爱或不爱，它就写在国家根本法的第一条里，白纸黑字地存在，故此之于整个法律体系，无分公私，“社会主义”条款都是基石。

我在文中有一处小题大做的尝试。邓小平在1988年某次谈及香港问题时曾这样讲：“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为什么以五十年为期，在邓小平口中，“不能变”就变为“不需要变”，这里的一字之变，若有微言大义，应做何解？

曾有宪法学者听出言外之意，认为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中国内地也将资本主义化了，两制由资本主义而一统，故此说“不需要变”。但这种解法，岂止是荒诞！远的不说，这次修宪不就是对这类误读的打脸吗？之所以对第一条视而不见，归根到底还是向来不吝以最坏的恶意去理解社会主义而已。

我有一解，用邓小平去解释邓小平，从其立足所在和视野所见，来解这一字之变。

长话短说，即便理解香港问题，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深圳河以南，胸中要有全国一盘棋。若是只看深圳河以南的资本主义，想着“舞照跳，马照跑”，那么邓公口中的“五十年之后”就是以香港回归为起算点，指向2047年。

但在邓小平的视野中，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2047年，还是“下世纪中叶”，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心一意搞建设的七十年。这里面有一次时间的偶遇，我们此前之所以混为一谈，错在用搞学术一亩三分地的逻辑，遮蔽了“埋头苦干”搞建设的全国一盘棋的要求。

从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之一就是要在内地再造更多的“香港”。那些虽然先富起来但最终仍姓社会主义的地区，如是讲，“五十年之后”也即“下世纪中叶”，“香港”会在社会主义内地星罗密布。

深圳与香港交界的罗湖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繁华市区

站在20世纪80年代讲“前五十年”，“不能变”就是一种至高的政治承诺，其规范力在于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而仔细推敲“不需要变”，从此一时到了彼一时，“不需要”并不必定排斥“需要”，因为究竟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并非当下承诺所规范，而要交给后来人回答。

眼下只是表态，届时处理“这些问题”，“泱泱大国”不会“小里小气”，其余的如何，都要且听下回分解。这么解读并非孤证深入。

1987年会见李政道，邓小平在解释“振兴中华”口号时，也畅想了一番“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到那时，台湾、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就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想想看，“没有变的必要”，不就是“不需要变”吗？在此意义上，“大国宪制”的视角即便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时，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