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我的理解，是解释，不是证据或结论。因此不大可能说服（我也没想）他人接受这样理解“德”。但起码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在中国历代政治中，其实“险”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历朝首都的定位一直有重要的军事安全考量；有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等说法，注意，这其中隐含了中国历代对国家军事政治安全的关注，但其中也有足够的经济学考量。这都表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中，中国政治精英对“险”一直给予高度关注，足够的关注。这本身也得算是政治统治的“德”吧？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不在险，因此，只是告诫，不能只盯着地理条件，更要关注整体的明智治理，其中也包括对地理条件的有效利用。

最后的一点启发则有关“制度”。对制度的常规界定都是描述的，即要求人们和机构必须遵守的规则、原则、程序。尽管中英文的关键词常常难有精确对应的翻译，西方学者一般也认为，如诺斯，制度（institution）就是一系列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目的是约束个人在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时的行为。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之所以必须遵守制度，是强调制度的稳定和周期性，强调制度有限制和引导人类行为来实现特定效果的功能。

这些制度定义都不错，若有差别，也与定义者的不同学术分析关注有关。但如此定义，仅仅着眼于约束指导人的行为，但放弃了制度的功能和目的，就一定会引发对制度的教条主义视角和理解。我想说，这个定义太小气，太局促，太刻板，对制度研究者缺乏指导意义。有必要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界定制度，即为有效回应社会组织生活中的常规问题而发生的、人们和机构必须普遍遵守或通过分别遵守协同生效的规则、原则和程序。这里强调的是，可能有些制度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但更多制度实际是，要求一个共同体或组织机构中不同的机构成员或个体成员各自履行其既定职责来协同应对该共同体或组织机构面对的长期麻烦。这些麻烦一定是常规性的，频繁发生的，因为这个麻烦是不可能解决的。想想选举制，或任命制；想想募兵制和征兵制；想想税制和收费制；想想司法和调解——都有，却从来也不只是规则或程序，不曾也不可能解决而总是在应对那些催生这些制度的那些人类难题。共同体或组织机构的某一制度应对有可能是精心设计的，但也可能甚至更多会是虽然起初是临机应变却因基本有效或仅因似乎没有更有效率的应对而被保留了，人们甚至不一定清醒意识到或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只是人们没觉得有烦心事，因此也就不杞人忧天自寻烦恼了。制度因此会受制度的环境影响，但由于每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变量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甚至对不同人群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这些“不同”对制度虽不必定有重大影响，但有时还是可能对某一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人们会有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掌控因此自然无法调节的重大影响。因此，我趋于将制度定义为，在给定社会条件下，针对共同体或组织机构的某一常规性问题而实际采取的功能性应对措施之集合。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中国的长城可以说一种制度。它当然是一项工程，却不仅仅是。它甚至就是一项宪制，也即有宪法性质的制度，因为这是当时中原农人或农耕文明为有效应对相对于人的生命周期而言频繁而实在的北方威胁而做出的一个在功能上长期有效的回应，并因此促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农耕中国，促成了以家国天下为基本格局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通过各自分工合作而完成的集体行动，不是一条人人遵守规则或原则（个人主义的），而是一个长期集体行动的结果（整体主义的）。按照布罗代尔的标准，长城是能进入文明史，因为这属于即便短暂存在但经过长时段考验，在我的分析中，仍能被视为具有持久实在意义的事件。相比之下，当年印度次大陆的人民即便有相应的技术和财政能力在开伯尔山口修建了关城要塞，那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会有其他文化意义，却不构成一项制度，它不具实在的制度功能，因为这项工程或努力不是在回应这个社会共同体频繁面对的难题或威胁——不仅因为当时印度次大陆的地理地形导致未能或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也因为在人的生命间隔的视角中，对次大陆的外来入侵只是偶发，并非恒常，因此从未构成次大陆住民的一个实在的威胁和麻烦。因此，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似乎是例证了“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