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外来民族从开伯尔山口侵入，并没威胁当时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开伯尔山口位于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流域的上游，其位置可以类比为中国青海的三江源。从各地的古代文明来看，在大河上游地区都没出现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能就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出现这样一个中心来调度协调各地资源。换言之，印度河和恒河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程度不高。若真想在这里抵抗入侵，就必须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更充裕的大河中下游地区调运，逆水行舟，在全靠人力的古代，这很难。而在中国，黄淮海河地区是一个整块平原，基本全都位于黄河下游，由于治理黄淮流域水患防止灾难流民的必需，在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相对统一的政治体制。大禹治水，以及齐桓公有关各国水利的葵丘之会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政治中心的体制。中原地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这个政治中心可以及时便利地调动当地的人财物，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其三，农耕社会本来就很难实现跨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还加剧了这一难度。这就是，尽管自然地理条件令印度次大陆可以遗世（欧亚大陆）独立，但印度次大陆内的地理地形条件趋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去中心化。与中国的农耕重地是中原，其他复杂地形高山丘陵沙漠高原都围在中原的北、西、南三方形成鲜明反差，印度次大陆的农耕区几乎全在次大陆周边地区，环绕在次大陆偏中南部的德干高原和塔尔沙漠四周，这大大增加了农耕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不便。印度北方地势虽相当平坦，两条大河的上游也临近，但两条大河的流向背道而驰，高仅250米的阿拉瓦利山脉于是成了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的分水岭。

阿拉瓦利山脉

印度河西南去，恒河向东偏南流，没有道路或运河的勾连，在两大流域内，人口的分布展开，财货、资金和文化信息的流动，一定是顺流而下，自然趋于强化两大流域的分歧。而在古代中国，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关系则与印度河恒河两大流域反差鲜明。长江和黄河发源地相近，然后各自向南北奔流，但到了中下游，江与河几乎是平行东流，河之南江之北是平原相连，更有淮河居其间，春秋后期便有人工运河试图勾连江与淮乃至河，交通日渐便利，这就便利了两大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整合，便于形成了两大流域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合力。而印度河和恒河的流向不同导致了这两大流域的文化分离和对立：印度河流域后来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印度人口则更多集中于北方恒河流域以及次大陆东西狭长的沿海地区，而横亘在这三大区域之间的是海拔600-800米的德干高原。次大陆的地理地形使得各地区间，除非直接相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很难相互影响，很难关系紧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以及信息的地域化，以及由此构成的碎片化，也还令次大陆各地民众对来自开伯尔山口的威胁不可能有唇亡齿寒的感受。这就好比，在东晋时期，在陶渊明笔下，武陵桃花源里的农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自然也就不可能在意当时北方的五胡十六国。

其四，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尽管多次被外来者征服，但在印度次大陆文明发展数千年的历史上，外族入侵只是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若从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的公元前1500年前起算，在此后3500年的历史间，外来侵入也不到十次，若最小间隔是200年一次入侵，这个时段对于个体生命的记忆也太漫长了，漫长到没有哪个个体有可能记忆。次大陆还长期没有统一的政权，没有统一的文字档案记录，也没有专职的史官，因此都无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了。对当时当地的住民来说，三代之后，就不存在我认为重要并在此复述的这些历史，就没有可能了解历史的教训。

更残酷的或许是，从彻底的旁观者、后来者或上帝的视角看，即便了解这些历史教训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推动人行动的意义。因为入侵一旦发生，建造关城的必要性就或几乎消失了，因为起码200年后，这些教训才有用。200年足以让当地人忘记三轮历史了。换言之，入侵对于次大陆住民即便是灾难，却不曾真地构成威胁，就因为完全无法预知的威胁就不是经验上的威胁！

在历史中国，即便有基于生产方式差别的文明冲突，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从血统上看差别并不大，基于对农耕区产出的粮食、茶叶、丝麻布以及金属的需求，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从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甘肃临洮的广阔地带一直经常交往。一旦发生冲突，除非有机地组织起来，村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者总体上无法抵抗或防范游牧者几乎是随机的抢掠。中国北方非但每年甚至随时面对着一种实在的威胁，因为大量入侵是临时起意的抢掠。因此，中国人修建长城寄望当即或最多几年内就有实在收益，并且长期受益。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个威胁不仅每年几乎是每天都在身边，这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是一个确定会发生的事件。确定的风险促使至少是中原北部地区的每一代人都有动力去防范和抵抗，因为收益大，也因为收益确定。就此来看，长城最重要的功能或意义并非防范整个草原民族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整体南侵，它无法防止因此发生的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它只是能在正常年代大大减少北部农耕区边民所遭受的袭扰，让他们有可能安稳生产生活。而且，尽管法律人爱说“长治久安”，老王卖瓜，可以；但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真能杜绝风险，“长治久安”“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些海口！

其五，一旦考虑到时间维度，印度次大陆修建关城要塞的成本收益就非常不划算，甚至就是浪费，几乎是一种装饰。就算印度次大陆有政治文化精英从前辈口耳相传中获得片段历史记忆，但他们需要或真的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吗？为200年后的威胁作准备，花费大量资源，建一座关城或要塞，持续驻军，持续修缮200年？就算有足够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值得吗？贴现后，这收益几乎为零。人确实一般都会也应当为后代着想，但那一般也是为可以见到或想见的后代着想。是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这话真正告诫的其实是近忧，而不是远忧。是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但首先，这里的时间数字更多是修辞；其次，这里讲的只是“谋”，而在开伯尔山口修关城远不只是个“谋”。尤其是在古代，人财物都非常稀缺，200年的努力，来防范一个小概率事件，折算后的投入产出比大为降低，而且由于资源稀缺，投入的机会成本就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的印度次大陆一定会有更现实、更亟待解决的问题，花大量人力物力来应对关城要塞问题没有必要。对于生命时间有限的人来说，至少这不是首要关注，不是压倒一切的关注，可以往后拖。一句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

其六，印度次大陆3000多年前形成的种姓等级制度，非但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它会不利于核心民族、核心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文化之间的融合和整合，各地和各等级的人很难团结起来，整合成为一体，抵抗共同的敌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尽管也有弊端，却是一种天然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家国天下这一想象的转化，可以成为，也确实成了，古代中国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西周的礼治。而西周的礼治，以及家族/村落的组织，对后世中原历代王朝组织和治理都有深远且生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