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常见或可能的解说

但为什么？

以“开伯尔山口”为检索项，我在“中国知网”上搜寻，没有人对此有过细致分析和探讨。网络上有不少分析，但明显说不通。例如，有说游牧民族从开伯尔山口侵入并统治印度次大陆后，不想堵住自己进出中亚的通道，怕自己万一被赶出印度，便宜了原先的印度人——似乎殖民者总想着自己是外人，随时准备回家似的。还有说，印度人不善于打仗，懒得修长城。但如果可以轻易获得全部生活资源的话，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天性喜欢打仗？以及开伯尔山口附近地势复杂，次大陆人民当时没有建设这种工程的技术。当时没有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此后的数千年间，次大陆的众多王朝都不曾有这类尝试。而且，有什么技术先于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吗？记住，“需要是发明之母”。

有必要探讨的一个变量是人种或智力问题，即印度次大陆的住民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智慧自我防卫。尽管政治不正确，我却认为这种解说在智识上还没法排除。既然全球各地的人的身高、肤色和体质都有显著差别，就因为可能政治不正确而否认其他可能有的差别，这不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但我认为，即便当年印度次大陆土著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亚人真的文明程度不高，智力不高，也完全不能解释印度次大陆的一次次被外来文明碾压。因为创造灿烂的古印度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就是欧罗巴人与土著的混血。此后先后侵入的雅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大月氏人均为欧罗巴人种，突厥人和蒙古人为蒙古人种，定居于印度次大陆北部和中部，原住民和达罗彼荼人则被迫一路南迁，然而，历次入侵者都不曾哪怕是尝试着在开伯尔山口设防，这就排除了人种解说的可能。

还有点道理的，但架不住追问的是：古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术语，历史上印度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修建诸如长城这样庞大的工程。但这种解说是把统一和分裂视为一个给定，是一个不需要解说且一成不变的自变量。但中国历史表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学理上看，人的自然群体大致是村庄或部落，是基于地域或基于血缘的小型生活共同体；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瓦解，统一和分裂，无论怎么说，都更可能是个因变量，需要解说。没有理由认定哪个地方生来就该统一或就该分裂；统一或分裂其实都是许多条件综合促成的。因此，更系统的解说应当包括为什么印度长期处于分裂，而不是统一。此外，历史中国修建长城需要举国之力，那是因为中原农耕地区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从东西长达万里的相邻地带的任何一地南下。印度次大陆的防守并不需要建长城，它只需防守一个山口，因此没有理由一定得有个大一统的王朝，才有能力修建开伯尔山口的关城要塞。事实上，中国的长城修建也并非始于大一统的建立，恰恰是在历史中国最为分裂的战国之际，燕、赵、秦各自修建了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工程都比开伯尔山口的关防工程大多了。

另一解说是，印度次大陆虽然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但不像中原农耕区受到的威胁那样强大，因此印度人缺乏中原农耕者修长城的强烈动机。这个解说触及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但目前这种表述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以文明的兴废或被碾压来看，印度次大陆受到的威胁还不大？此外，侵入印度次大陆的也不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至少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都不是游牧文明。第三，中国修长城确实主要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频繁长期的威胁，但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次大陆人民在某广阔地区修建长城，防犯北方的威胁，而只是在山口及其周边修一座关城，一个要塞，防守的是经此山口进入次大陆的那些人数并不太多的北方入侵者。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后两个解说可以且值得展开，但需要把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包括开伯尔山口在次大陆的位置，以及其他可以想到比较重要的变量，都尽可能纳入，作一个更细致的分析。

三、细致的时空条件分析

我认为，有以下因素应当纳入分析：

其一，由于开伯尔山口很窄小，每一次从山口入侵的人数都不可能多，最多只影响局部地区，通常不会对当地的文明立刻构成重大威胁，甚至起初就不是个实在的威胁。这就很难激发起次大陆甚或整个北方平原上人民的强烈反应，乃至有共同的制度需求：建立统一的王朝，以协调的政治军事组织行动来应对北方入侵者。相比之下，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邻的地区从鸭绿江口到甘肃临洮，长达万里，始终面对着辽阔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很难在这样广阔的地带展开有效防御，因此游牧民族对整个中原农耕地区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迫使农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尽可能整合这一广阔农耕区的全部力量来回应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愿景，以及秦、赵、燕三国诸侯各自独立修建长城就表明，中原人民有强烈且共同的制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