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理意义以及何为制度

我对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了解很少，也从未到过印度，只是查看了些许材料，研读了地图和地形图，凭着脑补，做出的以上解释肯定不全面，不完整，甚至会有常识性错误。就这还拿出来给人看，自觉不踏实；批评者还可以上升到学术道德高度：这就不像认真做学问的样。我不追求“样”。我只是觉得，这个分析可能有点意思。学术上谨慎固然需要，但也不必等到确信手中抓住了终极真理后，再拿出来让别人看。在真理的发展史中，必须给错误留下一席之地——至少，这便于真知者、博学者及时纠正我的荒唐之言。

第一，根据已知的一些重要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关变量来解说一个现象，提出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和国家能力发生的理论假说，这很有意思。这也比较容易检验和反驳。只要有人能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一两个实在变量，就可能从逻辑上否证我在此的努力。也不会伤害读者，因为即便有人认为我的猜想和解说有点道理，通常也不会有人把我的解说当真，而只会当作一种依据我们现有的知识还能说得通的猜想。另一方面，即便我的分析猜想是错了，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对读者仍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思维训练。这一分析的逻辑，诉诸的经验，如果有错，普通人凭着日常经验或其他阅读也可能有效反驳和质疑。这种训练是社会科学的，是经验的和实证的。

第二，这里解释与《大国宪制》对历史上农耕中国的发生在理论逻辑上完全一致，拒绝用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实体，如文明、文化或精神，来解释国家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这里的解释把国家理解为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民众集体为应对重大实在的外部威胁和压力的结果，而不像典型的社会契约论视国家为同一文化群体内自我化解冲突和矛盾的结果。这两种关于国家结构和发生从理论逻辑上看就一定结果不同。前者会趋于以中央集权方式来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疆域大国，而后者的逻辑趋于建立文化相对单纯的民族国家。

更具体的寓意是：（1）外来威胁必须足够强烈、足够频繁和确定，受威胁地区足够广大，受威胁的人口足够众多，这一共同威胁才能促使受威胁的人们在政治精英领导下以统一措施来应对；（2）受威胁的人们必须有望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基本消除或至少大大弱化外来威胁，并能长期获益，这种成本收益才能激发受威胁的人们努力积极应对，否则，就更可能如当年印度次大陆的北方居民那样，迁徙逃避会是更好的选项；（3）受威胁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非常重要，必须有足够数量且相对便于调动和利用的人力财力资源，交通和文化交流足够便利，乃至在该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由此反思中国，会发现，鉴于持续面对北方游牧文明的重大威胁，这个对中原农耕区非常不利的条件，反倒是一个最重要的激励条件，一种触媒或催化剂，引发了大型政治共同体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以及与其相应且必备的其他政治文化制度条件的发生和演化（中央集权、精英政治、官僚政治、量衡和税收统一、文字统一和官话，以及常备军，等等）。而印度次大陆的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安全的自然地理条件，反倒非常不利于催生大政治共同体，激发其发展和拓展，不利于文明的延续和展开。与此相关的另一强大例证则是北美印第安人，北美的自然地理实在令人垂涎，几乎是环绕，南北均无强敌，平原极为辽阔，各类物产资源都极为丰富，北美各地印第安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基本相似，因此部落间有冲突，却并非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相对于其土地和其他资源来说，当地人口也一直稀少，因此可以说吃穿不愁。但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北美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一直停留在部落或部落联盟，并未形成一个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都被殖民者关进了保留区。

第三，对印度次大陆的这个解释，会同对中国国家构成的解释，以及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北美印第安文明的历史，还进一步证明了，就文明/大国而言，其构成/宪制其实一定非常地方，没法普遍化。这不仅因为任何具体的宪制要回应的一定是本地问题，而且必须、也只能借助和依据本地的各种条件。换言之，城邦、小国甚至近代的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宪制还有可能借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通用，号称“普世”也不为过，而但凡能活下来的大国的宪制则必须从本土中生长出来，尽管这不排除吸纳外来养分，但只是养分，换言之作为肥料，而非物种。

第四，这一分析还有助于我们澄清或是更准确理解中国古人诸如“在德不在险”，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命题。中国古人确实非常明智。他们清楚意识到了再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替代不了对于人类种群的生物生存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生存更具决定意义的人的努力，特别是群体的共同努力，包括那些凝聚为制度和文化的努力结果。这一点无疑。但时过境迁，这个“德”太容易为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的人，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统治者或政治精英，理解为个人或社会的道德。这会错了。从以上分析，以及从历史文献来看，我觉得，这里的德，仍然应当从“得”或“创造”的层面来理解。不仅讲国家政治的努力，国家整合国力组织社会的努力，还应包括“得当”和“适度”，并因此至少包含有明智、有效和有分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