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永恒的探索：政治兴衰之源

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与对美国崛起为“新罗马（共和国/帝国）”的乐观主义不同的是，亨廷顿坚持从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出发，探究人类社会的统治技艺乃至统治艺术，他反思了西方化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把探寻治乱兴衰的本源视为政治学的要义，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系统的、统一的政治理论。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国家对于政治学和现实政治世界而言都不可或缺，正如政治学者西奥多·洛伊（Theodore J. Lowi）说，国家始终在场，从未退场。

2002年2月3日资料照片：塞缪尔·亨廷顿（右）在纽约与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交谈

只有在高度开放的“现代”国家问题域中，国家理论与民主理论、民主建设与国家建设、“国家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之间关系及其模式的变化，才把亨廷顿政治理论的不同支点连成一线，并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一条纵贯线。正是因为其思想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为他始终坚持在变化中探寻不变，因为他在“美国世纪的政治学”的关键领域所扮演的扳道工角色，在经历了冷战终结与“转型范式”的乐观主义高潮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到亨廷顿政治理论的深刻性。

今天，重新描绘亨廷顿的政治思想图景，当然不是为了停留在这个图景之上。向后看，终究还是为了向前看。亨廷顿不仅仅属于已经成为过去的“美国世纪”，也属于或许正在成为未来的“中国世纪”。理解亨廷顿的政治理论，既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也有助于我们回望过去。

三十年前，三联书店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将“政府的度”译为“政府的有效程度”的译法既是又不单单是一个语词的误用。不无夸张地说，正是这个语词的误用奠定了整个时代的思想基调，给此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贴上了一个政体符咒。同样不无夸张地说，只有告别碎片化的理解、找到亨廷顿不同思想的接缝、拼出其不同理论的全景，才能真正理解亨廷顿，进而才能像亨廷顿思考“多文明社会”中的美国与世界关系及其相应的重大问题那样，思考同样处在“跨体系社会”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相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当然，这或许又首先需要，让亨廷顿及其所描绘的“美国政治”，所见证的“美国世纪”，所建言的“美国内外政策”，所展望的“美国与世界”，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思想中，真正有助于中国人探究人类政治生活治乱兴衰的根源。也许只有如此，人们才会形成更坚定的文明自觉，进而开启中国政治学的新篇章。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