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国家的非现代性与“政治变化理论”

亨廷顿致力于分析重大问题并提出不流俗的可能方案，这让“现代”国家问题在其思想谱系中的出场与众不同。在1971年的《求变之变》长文中，亨廷顿阐明了自己这种反主流问题意识的论辩对手，他把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理论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论重心：第一个阶段的重心是现代化理论，第二个是政治发展理论，第三个是他针锋相对所提出的“政治变化理论”，集中体现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

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存在内在的关联，现代化理论用传统-现代的社会二分法来解释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差异，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方向，政治发展理论也接受了这个方向并把自己建立在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对此，亨廷顿表达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政治现代化”的绝大多数定义都是围绕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差异建立起来的，“政治现代化”被视为包含权威的理性化、职能的分化和参政的扩大三大方面的政体转变。但是，权威理性化、职能分化和参政扩大化并不等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虽然涉及传统政治体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往往是崩溃，而不一定走向政治秩序。亨廷顿认为，只有典型的“韦伯主义者”，才会把政治体系的最终目标的特性等同于政治体系的变化过程和功能的特性。他认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政治组织中的参政和受政治影响的程度都扩大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目标、模式和道路上都非常不同，前者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就面临中央集权、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社会福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希望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经验，但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遭遇巨大挫折。它们所面临的全局性挑战在于，经济发展加剧了不平等，社会动员又降低了经济不平等的正当性，二者叠加导致了政治失序。所以，亨廷顿强调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现代性，不能把过程等同于结果，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排斥现代性，但现代化往往增加传统群体与现代群体彼此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冲突，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向现代性变化的速度越快，政治的不稳定性也就越大。因此，每个希望追求现代性的国家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需要在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之间做出权衡抉择，调节、控制现代化的速度，以提高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程度为要务，而不是丢弃自主性去盲目追求西方化的现代化。

正是在意识到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无法涵盖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的政治变化、无法处理更复杂的变量及其彼此之间的广泛关系之后，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变化理论”，将焦点放在各种政治因素及其相关性上，充分灵活、高度包容地囊括政治体系在国内外环境下的变化根源和模式。在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中，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现代，而要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社会因素；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西方化的现代化这个方向；重要的不是在不同发展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排序、权衡，而是仅仅认准其中一个政治目标。在亨廷顿的“政治变化理论”中，重要的不是现代而是国家，重要的不仅是经济社会因素更是政治因素，重要的不是方向而是出发点和过程，重要的不是某个目标而是必须兼顾多重目标并做出轻重权衡。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发展的目标都是多样的，不仅仅包括西方化所意指的自由民主，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追求实现的经济增长、公平平等、国家自主以及安全稳定。在亨廷顿看来，稳定和秩序对于任何政体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维度。因此，“政治变化理论”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在供给稳定性上存在云泥之别，强调西方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强调非西方社会应该建构适合自身的“美好社会”模式，强调政治体系的政治品质、政治质量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最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决定了它是否在统治、有没有自主性、能否实现两个以上的发展目标，以及是走向政治秩序还是走向政治衰败。

概言之，亨廷顿把“作为制度的国家”视为政治世界万千变化中的不变。据此，亨廷顿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各三十年左右。在第一个三十年（1948—1976）中，亨廷顿的重心放在官僚制度、军政制度、政党制度所指向的国家的有效性上。在1949年写作完成的博士论文《孱弱的州际贸易委员会》中，亨廷顿处理的是政府监管机构在经济领域的专业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流行的学术意见认为，监管机构的专业性越高，自主性越强。但是，亨廷顿通过梳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发展史，并比较了它与交通委员会和海军委员会的专业性与自主性，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机制下，专业性越高，自主性反而越弱。在1957年的《军人与国家》中，亨廷顿反复追问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如何提供军事安全，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在比较了欧洲和美国军事专业化的不同道路之后，他主张职业化的军官群体是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军事制度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社会同样需要权威，服从文官控制的职业化军官群体和保守主义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在1968年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反复强调政党是唯一的现代政治制度，把传统政体的政治变化、军事专制政体的政治转型、通过革命的政治现代化以及阶层分化重组带来的不同改革战略的重心，都寄托在政党身上。在政党对于现代政治的意义上，亨廷顿和韦伯的观点很接近，韦伯同样认为，政党是代议制下通过选举来组织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在1976年的《民主的危机》中，亨廷顿处理了民主制国家的统治能力问题。总体而言，尽管亨廷顿并没有直接提出“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回归国家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但他所处理的统治水平、统治能力、政治制度的自主性等“现代”国家问题已经充分处理了这两大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