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理论通常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兴起时期，国家建设包含民主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互相扶持；而在此后的近五十年以来，民主建设开始和国家建设分道扬镳，这似乎是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政治趋势。随着冷战对峙格局的结束，民主建设压倒国家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现代”国家理论是反主流的，他把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在亨廷顿的“政治变化理论”之后，政治理论似乎并未形成新的范式。“回归国家研究范式”认为可以把国家视为核心的解释变量，把政治变化作为因变量，国家及其统治能力作为自变量，这可以说是亨廷顿“政治变化理论”的拓展。“民主化范式”或者“转型范式”更多是在试图解释政治变化，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亨廷顿“政治变化理论”的局部延伸。21世纪以来，民主质量研究逐渐促使人们关注国家的有效性问题，这似乎又回到了50年前亨廷顿“政治变化理论”的开端。对其本人而言，除了一些被贴上“民主的马基雅维里”标签的论断之外，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始终需要相对持中地审慎处理。

1955年苏联

综观而言，亨廷顿兼顾了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所界定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核心维度，即国家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并且从统治水平、政治品质、政治制度、政治能力这些核心概念出发，把民主发展放到了国家发展的理论框架中。他把民主的目标界定为发展的目标之一，一个在人类追求的各种价值中十分重要的美德，但同时还存在许多其他公共美德，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而言，这些包括国家整合、民族独立、革命变迁、政府效能、社会渗透、军事实力、经济增长、公平平等、广泛民主、安全稳定、生态环保和国家自主等。

亨廷顿的好友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说，亨廷顿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埃德蒙·伯克。亨廷顿对“美德”政治内涵的论述表明，他并没有彻底与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决裂，他事实上回到了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的立场上，将现代政治理论与古典政治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正是其政治理论创造力的源泉。亨廷顿试图告诉我们，现代人之所以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只有蕴含古典政治德性的政治制度才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只有具备古典政治德性的国家才能称得上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政治世界的埃德蒙·伯克。